根据摩尔定律，每两年微处理器的晶体管数量都将加倍——意味着芯片的处理能力也会加倍。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促使上世纪70年代的大型家庭计算机转化成80、90年代更先进的机器，然后又孕育出了高速度的互联网、智能手机和现在的车联网、智能冰箱和自动调温器等。

　　而这一定律的终结意味着，全球软件开发与硬件制造所依赖的半导体芯片行业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与之相应的，这一行业所直接驱动的互联网产业也达到了历史顶峰。不可避免的，互联网产业会和蒸汽机、电气产业一样，在达到顶峰后，终将告别繁盛期，走向平缓乃至衰退。

　　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过去10多年，得益于“人口红利”，中国互联网野蛮发展。根据最新的互联网女皇报告，全球前20大互联网公司中，中国占了7个席位。

　　中国互联网行业已达巅峰。互联网女皇报告的另外一组数据显示，j2直播，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渗透率高达80%，为全球最高。

　　米磊告诉记者，“一般而言，一个产业在渗透率达到10%到20%后，开奖，开始高速增长；达到70%到80%后，就会进入市场成熟期，然后走向衰退。”

　　另一个层面，米磊认为，多数互联网企业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们解决的是效率问题。如今，在多个领域，效率的提升已经遭遇瓶颈，提升空间已很有限。“从2000年左右的BAT到2010年前后的小米、滴滴等公司，从PC端到移动端，互联网创业的最佳时代已然逝去。”

　　事实上，互联网泡沫比我们想象地要严重地多：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前10大（按市值）互联网上市公司总计创造利润326亿元，其中，百度、阿里、腾讯、网易共同分享了其中约95%，京东、携程、乐视、微博、唯品会和58同城6家公司合计仅占约5%。

　　而其它几家未上市公司，虽然已然在中国市场近乎处于垄断地位，却深陷巨额亏损的泥潭。比如，截至2015年年底,新美大的经营业绩是亏损105亿元。

　　在经历了由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的狂喜之后，我们不得不重新整理心情，面对它的衰退，寻找新的增长引擎。

　　宏观经济层面，2015年，中国GDP增长率不到7%，为1990年以来最低增速。转型迫在眉睫。

　　眼前，是一个新的历史拐点。

　　在这个拐点上，也必然会跃起新一轮的创新浪潮，带领整个社会走向下一个巅峰，一个新的时代。

　　米磊介绍，麦肯锡把中国的创新分为4种，一是客户中心型创新，代表公司如阿里巴巴和小米等互联网公司；二是效率驱动型创新，代表公司如富士康等制造公司；三是工程技术型创新，如电信设备、风力发电、高铁等高端制造公司；四是科技研究型创新，如生物科技、半导体设计等科技公司。

　　在前两个创新领域，中国已然在全球属于领先地位。只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这类创新带来的价值开始萎缩。需要从其它类型的创新发力。

　　数据显示，在第三种创新——工程技术型创新领域，中国的表现参差不齐。在高铁、风力发电机和电信这三大基于工程的行业中，中国供应商所占全球营收比例相当大，分别为41%、21%和18%。其它行业如汽车，中国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为7%。

　　第四种创新——科技研究型创新是中国的弱项。这些行业内的企业可能会将收入的16%至33%投入研发，每个创新产品上市大概都要10到15年时间。从中国所占的全球市场份额来看，中国医药品牌所占全球市场份额不足1%，生物科技为3%，半导体设计为3%。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科技研究型创新领域有着极大的空间待突破。

　　米磊认为，“中国到目前为止，科研创新的主力军还是在科研院所和高校。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创新的主体还不是企业，而是从科研院所向企业过渡，这时候要打通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的连接，让科研院所和高校把他们科技力量释放到企业里来”。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的科研投入每年有1.4万亿，居全球第二。再过10年，这一投入就会达到全球第一。差距在于转化率。米磊指出，“目前，发达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为25%，我们只有5%。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数量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第一，所以说只需要把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提高上来，就可以超过美国。”

　　事实上，为了提升转化率，国家层面已经开始发力。一方面，不断出台政策法规让科研人员享有更多的经济收益，刺激研发人才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开始加大科技成果的保护力度，并通过多种途径实践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从2008年开始探索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并摸索了一套成功模式，如今，已经作为典型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转型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