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联大时，李政道的“电磁学”课程是叶企孙教的。上课时叶先生发现李政道边听课边在看另一本内容更深一点的《电磁学》教材，就对李政道说，你可以不必来听我的课，学你自己的东西，但是作业、实验和考试必须要完成。1993 年，叶先生含冤去世16 年之后，他的侄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叶铭汉院士在整理叶先生的遗物时，发现有三张泛黄的纸片，上面有叶先生批改的分数：“李政道：58+25＝83”。这是叶企孙一直珍藏着的李政道1945 年的电磁学考卷，尽管考卷用纸很差，是昆明的土纸(图3)。叶先生电磁学这门课的期末成绩由两部分合成，一是理论笔试，就是这份考卷，一共三道题，每题20 分，李政道得了58 分，基本满分。第二部分是电磁学实验，满分是40 分，他得了25 分，相当于实验刚及格。两部分相加得83 分。当叶铭汉把这份半个世纪前的考卷给李政道看时，李先生“百感交集，叶企孙老师的慈爱师容，如在目前”。后来李政道先生曾说过，叶先生的这门课对他一辈子影响很深，特别是让他懂得了实验的重要性。叶铭汉把李政道的这份考卷捐给了清华，现在清华校史馆保存。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叶先生一方面给优秀学生以较大的自主学习空间，另一方面又严格要求，并且十分重视实验，当年培养出很多人才，并不是偶然的。

　　图3 叶企孙先生珍藏的李政道在1945 年的电磁学考卷

　　再举一个周光召的例子。2009 年，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让我写一篇文章庆祝周光召80大寿，为此我请人专门到清华档案馆查了周光召1947—1951 年度在清华物理系本科学习的成绩单。从成绩单上可以看到当年周光召上过的那些物理专业课。这些课程确实体现了叶企孙的教育思想——“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周光召大学本科主要上的是普通物理和中级物理。本科阶段没有学我们现在物理系学生要上的四大力学：理论力学、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或者说他们只上了中级物理课程，学过力学、原子物理学、热学和电磁学。“理论与实验并重”这个特点十分鲜明。他们每学期都要做实验，最多一年(四年级)上了四门实验课。“重质不重量”怎么体现呢？周光召是出名的优秀学生，我原以为他的成绩单一定会很漂亮，后来一看，直播，平均学分积大致是80 来分，有几门课90 多分，也有好几门课只有70 多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表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教育，培养出了一批像周光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50 年代中国决定造原子弹，刚开始苏联同意提供援助，当时有苏联专家来上课。但是苏联专家讲原子弹教学模型的课，只有副部长或将军以上级别的才有资格去听，听课现场懂专业的只有钱三强一个人。然而钱三强是在法国留学，俄语并不是很好，加上苏联专家讲得很快，所以钱三强也只能大致先记下来，下课后再由其他人根据笔记整理成文。1960 年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中国决心自力更生造原子弹。为此首先要透彻理解并重复苏联专家讲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也就是设法从理论上重复出这个教学模型所给出的全部结果。教学模型有个很重要的图，图上有一些标记，标出冲击波在某个位置的压力。许多人通过许多不同办法计算，始终无法重复苏联专家讲的一个关键数据。到底是专家标记错了，还是我们没有掌握方法呢？这成了当时研制原子弹的“拦路虎”。为解决这个疑难，周光召利用叶企孙讲过的热力学课中一个叫“最大功原理”的基本原理，构造了一个简化的理想模型，假定一个理想的“原子弹”在冲击波压缩的过程中没有任何耗散，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估算可能做的最大功。在彭桓武的支持下，周光召进行了最大功估算，证明了苏联专家那个教学模型的文件中数据标记有误，为自主研发原子弹扫除了一个障碍。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叶企孙的教育思想确实对学生日后的成长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