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学校环境的第二个要素是优良学风。1991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授予吴大猷先生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密歇根大学物理系和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在授学位仪式的前一天，开奖，安排了一个“吴大猷研讨会”(The Ta-You Wu Symposium)。黄昆接受邀请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在报告最后，他展示了一张画(图2)，重现了他跟随吴大猷先生念研究生时的情景。当时为了躲避日军对昆明的狂轰滥炸，联大大部分教师分散住在昆明市郊，吴大猷和夫人在离昆明市5 公里的岗头村租了一处农舍，共有五间小平房，茅草顶泥巴地。图的上方是这五间茅屋的局部放大图，图左上角还有一头猪。黄昆在西南联大帮吴大猷养猪，是当时流传很广的一个故事。

　　图2 描述西南联大时期黄昆在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家”中研究和学习情景的图片

　　为什么黄昆会去养猪呢？当时吴大猷的夫人患有肺结核，为了养病，几乎变卖了所有值点钱的东西。为了稍稍改善一下生活，1943 年春，吴大猷喂养了两头小猪。可是有一次他坐马车去上课，被受惊的马颠成脑震荡，自己也不得不住医院了，只好请黄昆帮忙看家养猪。昆明这个地方养猪是放养，白天放出去，晚上赶回猪圈。猪长时间在野外找东西吃，随着长大，越来越像野猪了。每天晚上黄昆将它赶进猪舍，都是一场“战斗”。无奈之下，黄昆写信给吴大猷暗示自己不想养了，吴大猷也只得回信叫黄昆找老乡把猪卖了。几十年后吴大猷在回忆录中说，他始终没有想清楚自己养猪“到底是赚，还是蚀？”。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联大师生还保持着很好的学风。这张图中，吴大猷住的茅屋门上写着“拉曼实验室”，这里有他设法搭建的一套土制的拉曼光谱仪。第一间小屋里画了一个学生坐着在读书，那是黄昆，正在读吴先生要他精读的康登和肖特莱合著的经典著作——《原子光谱理论》。吴先生在这间草屋中撰写了《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成为该领域以后多年在国际上采用的标准专著。他指导黄昆硕士毕业，黄昆实际上已经达到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之所以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良好的学风是一个关键因素。

　　(3) 良师的教导和思维风格的影响

　　良好学校环境的第三个要素就是有一批好的老师，而且这些良师愿意花时间和心血于培养人才，并进行个性化教育。194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拉比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有一句名言：“我们那代人出国，主要是去德国(因为20 世纪20 年代德国的物理研究世界领先)，在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学科，还有品味、风格、品质和传统。就像我们听歌剧，不但听歌词，更要欣赏音乐。”我们来看看这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的师承关系。彭桓武本科和研究生的导师是周培源，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王明贞读博士时的导师是乌伦贝克，他是最早提出电子自旋的一位科学家；黄昆硕士导师是吴大猷，博士导师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莫特，博士及博士后期间又和玻恩合作撰写《晶格动力学理论》；杨振宁跟吴大猷做学士论文，跟王竹溪攻读硕士，博士导师则是泰勒和费米；黄祖洽跟彭桓武和钱三强念研究生，周光召也是彭桓武的学生。学生从导师“那里获得的东西中，不仅仅是知识或技能，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

　　黄昆曾对我说，他没有和他的博士导师莫特合作写过论文，但莫特对他研究方向的选定，尤其对他的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莫特对许多物理问题，有很深的洞察力，极善于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而把握本质。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他善于抓住问题的物理实质，倾向于提出形象的简单的物理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问题，而不主张借助繁杂的数学推导。莫特的这种风格，使黄昆避免在数学公式里绕圈子的弯路，并且懂得重视实验和理论的联系。

　　莫特曾写过几本不同领域的专著，黄昆正是出于对莫特渊博知识的仰慕，选择跟他做研究。然而到了英国不久，黄昆就发现，莫特并不崇尚泛泛地博学多闻，而是致力于解决他所感兴趣的具体科学问题。一段时间内他集中精力思考自己当前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只喜欢与人讨论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当人们和他讨论其他问题时，莫特往往几句话就把你打发，或用打岔的办法给敷衍过去。他之所以拥有渊博的知识，是通过在不同时期关注并解决不同的问题，慢慢积累起来的。莫特一个时期专注于一个问题的治学风格对黄昆影响也很深：黄昆也只喜欢与人讨论他自己正在研究的问题。我跟黄昆在一个办公室时，经常有人来找他讨论各种物理问题，只要听到他说自己“不懂”时，我就知道他不愿意再讨论这个问题，寥寥数语就结束了。但是如果真正讨论到一个他有兴趣、并且正在研究的问题，他可以跟你“没完没了”。和黄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15年，我们每天都要讨论很多问题，经常互相辩论和抓住对方漏洞来反驳。我们曾经自嘲说，我们有点像金庸小说《笑傲江湖》里的“桃谷六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