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诸如SMPY的研究让教育者得以鉴别和培养资优青少年，但世界各国对这一群体的兴趣并不平均。在中东和东亚，过去十年来，在STEM学科表现优秀的学生受到了广泛关注，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会对儿童的天赋进行筛选，并引导资优儿童参加创新项目。

　　在欧洲，人们的关注点则转移到了教育的包容性方面，对资优儿童研究和教育项目的支持已渐渐消退。2010年，英国决定取消国家资优青少年学院，将资金转拨到让更多的贫困学生进入顶尖大学上。

走上快车道

　　Stanley的研究刚刚开始时，天资聪颖的美国儿童并没有多少选择，所以他选择为资优青少年寻找能实现自身潜能的环境。“对Julian来说，仅仅发掘出有潜力的孩子是不够的，如果想让他们继续发展自己的才能，j2直播，还需要对他们的天赋进行培养，”Linda Brody说。她曾经是Stanley的学生，现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运行一个为资优儿童提供辅导的项目。

　　起初，他们的工作是以个案形式开展的。在听说他对Bates所做的工作后，其他资优儿童的父母也开始联系Stanley。Bates在进入大学后继续表现优异，在他17岁时，Bates已经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Bates担任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并成为了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锋。

　　“我小时候很羞涩，高中的社会压力并不适合我，”现年60岁的Bates说，“但在大学，我在其他科学和数学爱好者中如鱼得水，虽然我的年龄要小很多。我得以在社会生活和智力发展两方面按照自己的步伐成长，因为更快的节奏能让我保持兴趣。”

　　SMPY数据支持让快速学习者跳级的做法。在对跳级学生和同样聪明但没有跳级的对照组的比较研究中，跳级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或申请专利的可能性要比对照组高出60%，获得STEM领域博士学位的可能性则高出两倍。跳级在SMPY研究的前万分之一队列中非常常见，由于他们多元的智力能力和快速的学习节奏，教育这些学生是最具挑战性的。Lubinski表示，让这些学生跳级的成本很小，或者根本不需要额外的花费，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能为学校省钱。“这些孩子不需要什么新颖的教育方法，他们只需要提前获得已经向年龄更大的学生提供的资源就行了。”

　　许多教育者和家长仍然相信跳级对儿童有害，会损害他们的社交能力，提前结束他们的童年，造成知识差距。但大多数教育研究者都同意，在社会、情绪、学术和职业发展方面，跳级对绝大多数资优儿童都是有益的。

　　跳级并不是唯一的选项。SMPY研究者表示，即使是最轻微的干预，比如向资优儿童提供有挑战性的学习材料，如大学先修课程等，都能获得明显效果。在资优学生中，相比于没有得到STEM高级内容学习机会的同辈，在大学前获得了更多机会的学生发表了更多的学术论文，取得了更多专利，职业发展水平也更高。

　　虽然SMPY项目带来了许多见解，但研究者对天赋和成就的了解仍不全面。“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即便在高智力人群中，有些人能成功，而另一些人仍然不能。”Douglas Detterman说，他是凯斯西储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方向是认知能力。“智力不能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区别；动力、个性因素、努力程度和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一项与SMPY方法类似的德国研究也增进了我们的认识。慕尼黑天赋纵向研究（The Munich Longitudinal Study of Giftedness）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追踪了26000名资优学生。研究发现，认知因素最具预测性，但一些个人特质，比如动力、好奇心和处理压力的能力对表现也有一定影响。环境因素，比如家庭、学校和同伴同样会发挥一些作用。

　　来自这些智力天才搜寻项目的数据也增进了对人们如何形成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的理解。一些研究者和写作者，尤其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Anders Ericsson和作家Malcolm Gladwell推广了能力门槛（ability threshold）的概念：对于IQ值超过一定门槛（往往是120）的个人来说，在发展专业能力方面，集中练习时间比额外的智力能力要重要得多。然而，SMPY和杜克大学天才项目的数据却与这一假设矛盾。今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对比了童年智力在前1%的学生与在前0.01%学生的表现，研究者发现，前者获得高级学位的比例比普通人群的高25倍，但后者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是基准水平的5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