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ley的心理计量学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心理学中最著名的纵向研究之一，Lewis Terman的天才遗传研究（Genetic Studies of Genius）激起了他对培养科学天赋的兴趣。从1921年起，Terman以高IQ值为依据挑选青少年被试者，然后追踪并鼓励他们的职业发展。但让Terman失望的是，他的研究队列中只产生了寥寥几位著名科学家。在因为129的IQ值仍不够高而没能入选的青少年中，就包括诺贝尔奖得主William Shockley，晶体管的共同发明人之一；另一位诺奖得主，物理学家Luis Alvarez也被拒绝过。

　　Stanley猜想，如果Terman掌握了专门测试定量推理能力的可靠方法，就不会错过Shockley和Alvarez. 因此，他决定尝试SAT。虽然SAT是为年龄更大的学生设计的，但根据Stanley的猜想，它也一样适合于衡量年龄更小的资优学生的分析推理能力。

　　培育有天资的孩子

　　Camilla Benbow说，“我们不建议任何家长只为培养天才而培养孩子。那样的目标会导致各种社会和情绪问题。”

　　Benbow 和其他培优研究者给出以下建议来激励聪明的孩子既能取得成就，也能过得快乐。

让孩子体验各种不同的事物。

当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或天分时为他提供发展兴趣和天分的机会。

既保证智力发展，也给予精神支持。

通过赞赏努力，而不是能力，来帮助孩子形成成长性的思维模式。

鼓励孩子进行智力上的冒险，并放宽心态对待能让他们吸取教训的失败。

切忌贴标签：被贴上神童的标签可能造成精神负担。

和教师协作满足孩子的需求。聪明学生通常需要更难的学习材料，更多的支持或能按自己的节奏学习的自由。

检验孩子的能力。这可以作为要求超前学习的佐证，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失读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之类的问题，或者社交和精神上的困难。

　　1972年三月，Stanley汇集了巴尔的摩地区450名天资聪颖的12岁-14岁少年，让他们做SAT的数学部分。这是第一次标准化的学术天才搜索（研究者后来还加入了SAT的语言部分和其他测试）。

　　“最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青少年能解出从未在课堂上学到过的数学问题，”发展心理学家Daniel Keating说，他当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生。“其次是有多少孩子能考出远高于许多顶尖大学录取标准的分数。”

　　当时，Stanley并没有预想到SMPY会成为一项横跨数十年的纵向研究。但在五年后的第一次跟踪调查后，Benbow建议进一步扩展研究，持续追踪研究对象的生活，加入其他梯队，以及对兴趣、偏好、职业和其他人生成就的评估。研究前四个梯队的SAT分数范围是前3%到前0.01%。SMPY团队还加入了第五个梯队，对象是1992年的顶尖数学和科学专业研究生，以测试天才搜索模型鉴别科研潜力的可推广性。

　　“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研究对STEM才能的发展原因，以及如何发展这种才能有如此全面的了解。” Christoph Perleth说；他是德国罗斯托克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方向是智力和天赋发展。

空间技能

　　随着数据的积累，研究者很快发现了天才教育和普通教育中“一刀切”做法的不足。

　　1976年，Stanley开始测试第二梯队（563位SAT分数在前0.5%的13岁青少年）的空间能力，也就是理解和记忆物体间空间关系的能力。空间能力测试可能包括匹配从不同视角看到的物体，预测以某种方式切开物体后的横截面，或不同形状的倾斜瓶子中的水位等等。Stanley想知道的是，比起单独衡量定量和语言推理能力，空间能力是否能更好地预测教育和职业成就。

　　被试者18岁、23岁、33岁和48岁时的跟踪调查证实了他的直觉。一项2013年的分析发现，专利数和同行评审论文数量与人们早年取得的SAT分数和空间能力测试成绩有关。两项SAT测试共同解释了大约11%的区别，空间能力则解释了另外的7.6%。

　　这些发现表明，空间能力在创造力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和最近的一些其他研究吻合。“我认为空间能力可能是已知最大、且尚未开发的人类潜力来源，”Benbow的丈夫，心理学家David Lubinski说。他补充道，只在数学或语言能力上稍有优势，但空间能力高超的学生往往会成为杰出的工程师、建筑师和外科医生。“然而，我认识的招生主管中没人关注这一点，学校测试也往往会忽视这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