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观察和实验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科学，在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的建立之时，对图像有相当的依赖性。西画注重写实的传统为科学的创造和传播提供了土壤。

　　作者

　　林凤生 （上海大学教授，《自然杂志》退休编审）

　　许多世纪以来，在受写实绘画影响的西方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推动下，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图文并重、互相印证的研究传统。这里所说的图，既包括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图形和函数图线，也包括绘画中的写生、速写和构思草图，甚至写实艺术作品。总之，重视图像的分折，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萌生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古代自宋以后推崇写意画风，使绘画与科学技术、农牧生产分离，大大削弱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功能。这也为近代科学只能通过 “西学东渐” 移植到中国，而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自然萌发提供了一个注脚。

　　近代科学何以崛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这个由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提出的问题，曾在我国的科学界和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兴趣和讨论。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本文中笔者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在这纷繁复杂的诸多原因中，有一种人们关注不多，然而确实存在，且又起过相当作用的原因，即中西绘画所崇尚的不同绘画风格（西画注重写实；中国画讲究笔墨，崇尚写意)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分别起到了促进和阻碍作用。尽管这种观点还有待于得到更多史实的佐证，但“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是史类研究的常用做法，故笔者先将自己的一点想法说出来 ,以期能得到诸位方家的指教。

　　研究图像的几何学

　　是古代西方科学的核心

　　作为近代科学先驱的古希腊文明，起源于巴比伦的天文学和古埃及的几何学。这两门学科从开始形成时起就把图像放在了十分显著的地位。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巴比伦泥板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用图画和文字相互印证的方式记录了“星图”、 “观天图”和正方形的对角线长为边长的根号2倍等（图1）。

　　图1，巴比伦泥板上几何图，显示正方形的对角线长为边长的根号2倍。

　　在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人，由于河水定期泛滥，淹没了土地的界碑，由丈量土地而发展起来的几何学当然更离不开对图的研究。古希腊先哲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年～约前546年）在学习和继承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时，不仅保留了他们图文并重的传统，并且有了更多的发展。

　　而后，在延续了500多年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中，正如丹皮尔著的《科学史》上所说：“希腊精神的最成功产物就是几何学这门演绎科学”[1]，“对作图的重视是希腊几何学的一大特色，一个图形必须构造出来，否则不能成为几何研究的对象。”[2] 根据现存的资料考察古希腊科学家的工作不难发现，通过观察测量，绘出空间位置关系图像，借助图像进行演绎推理（即常说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是他们思考和研究问题时最常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形成除了因为天文学、几何学等学科本身的特点之外 ,显然还受到了古希腊崇尚写实、所谓“真即是美” 的造型艺术风格的影响。事实上天文学、几何学等学科在古希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时候，古代西方崇尚写实的美术创作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并在公元前 5～4 世纪达到了颠峰时代。从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古希腊雕塑家菲荻亚斯（前480-前430年）的作品（复制品）中可知，他们那时已经娴熟掌握了人体的结构和艺术表现技巧。他们的观察能力、造型和写实水准已经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作为造型艺术的欣赏者主体——广大的贵族、哲学家、科学家和宗教人士等显然是接受了这种风格，并加以欣赏。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次对一位雕刻家说：“雕刻要吸引观众，就得把活人的形象吸引到作品中去，并且通过形式表示心理活动。”[3]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希望青年人多欣赏绘画 ,以其提高自己的道德感。[3] 写实的绘画和雕塑作品影响了古希腊学者的求知习惯和审美倾向。绘画成为学者们最关注的对象和最热门的话题，手执作图工具——规尺的人物形象则成为科学家的典型造型。

图2，古希腊雕塑家菲荻亚斯《雅典娜女神》

图3，手执作图工具的古代数学家（13世纪作品）

　　古希腊学者对图的重视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