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朋

乔治•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一文中写道：“写一本书，就是一次可怕的、让人殆精竭虑的拼争，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疾痛折磨。若不是受到他既无法理解也无法抗拒的魔鬼的驱使，一个人是断然承受不了这件事的。”每个志业于严肃写作的人，都会体验到奥威尔所言的 “无法抗拒的魔鬼的驱使”的含义。那是种一旦离开它，人生就此迷失的痛。有段时间，我极度厌倦了这东西。每天坐在书房，面对发光的屏幕，陷入呆滞和虚空。那些文字不再带有我的体温、我的情感、我的焦虑，它们背叛了我，不再忠贞。一旦失去这种情感的维系，它们报复似的离得我更远。有段时间，我觉得写作已变得无意义，有意义的事情很多，“橘子并不是唯一的水果”，不单单是写作。

我有许多的爱好，摄影，骑行，户外运动，直播，长途自驾等等。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做梦都想拥有一台单反相机。梦想实现后，我天天背着它上下班，连逛街都背着，搞得自己像个新闻记者。我也泡过一段时间的户外论坛，帐篷、睡袋、登山包、徒步鞋都一一备齐，atv，幻想着来一趟长途徒步旅行。在我离文学若即若离的那段日子里，我干过太多让文学伤心的东西。有位老师意味深长地告诫我：小心玩物丧志。我深以为然，又继续玩下去。没有什么比一本正经坐在那儿号称要写一篇小说更枯燥无味的事了。早在几年前，我就无数次宣称自己要写一部长篇。我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是想给自己一点压力和安分地坐在电脑前写作的理由。我甚至和人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赌局。我本可稳操胜券，赢下这盘赌局。然而我任由时间一点点地从指尖流逝，在每天大好的时光面前，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找出各种不写作的借口。哪怕是某人叫我这个球技奇烂无比的人去打台球，我也会欣然前往。而对于自己曾经许下的愿望，要实现的诺言，完全付诸脑后。也许在奥威尔“我为什么写作”前，某种意义上，我倒在他这个问题上。

2014年，我的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离开呆了四年的长沙，去了海南。之前我曾在那家刊物干了四年。干到二十八岁，再也不想就这么荒废。尽管有一百种理由不用去海南，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海南之于我，不仅有地理位置上的偏远，还象征着精神深处的自我流放。车到海边的时候，我心里想，再退就是大海了。是的，再无退路了，天涯海角，就在眼前。在这座陌生、孤独、燥热的海岛上，写作和孤独的含义显得更为复杂。

海岛白天烈日灼人，太阳无情地炙烤着大地。只有傍晚时分，天才凉快起来。海风习习，风中夹带着海洋生物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每天傍晚，我就在这样舒适的环境里跑步。椰风海韵中，我有时沿着美舍河两岸跑，有时在海职院的操场跑。从最初的几公里就气喘吁吁，到十公里、二十公里、三十公里……跑步的乐趣和信心一点点地增加着。呼吸慢慢变得匀称，体力似乎也充沛有余起来。有回在操场刷了70圈，直到被夜里看门的大爷轰出来。夏天的时候，我开始沿着南渡江的江堤跑，一直跑到入海口再折返，全程大约十六公里左右。跑步，此时已经不单单是体育锻炼，于我而言，在这个孤岛上，更像是一种人生隐喻。只有跑步的时候，我最清楚自己活在一种怎样的状态。

独孤难熬的时候，或者身体因为久坐而发出警报的时候，我就换上鞋子开始跑步。就像村上春树描述的，用跑步的方式将内心里的“毒素”逼出来。跑步替我抵消着来自这个世界的负面情绪。我跑着，有时想些什么，有时什么也不想。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步伐，蹬踏着岛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迎面感受着徐徐吹送的海风。

那段时间，我正焦头烂额写《天鹅绒监狱》。早在2012年，我就开始关注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文论《天鹅绒监狱》。当时这部书还没翻译到国内来。然而它如此契合中国当前的现状，我涌生用小说的文体来阐述它的冲动。2013年，我在长沙开始动笔，直到2015年才完稿。那时我完成了人生的首场马拉松——北京马拉松。四个半小时的长跑过程并没想象中那么困难，然而这部小说却成了我写作生涯中最为笨拙的一次书写。我手持长矛，试图寻找到理想的敌人。可是敌人并不存在，每张笑意盈盈的脸，都是你叫得出名字的朋友。我和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世界”，并无差异。所以写这部小说，我反给自己下了圈套。长矛刺向的不是敌人，而是无尽的虚无，我自己倒成了被讨伐的对象。这个荒诞的结果让我倍感沮丧。我断断续续写着。写得极其艰涩，乏味，我知道这部作品将是我写作道路上最大的一只拦路虎。写不动的时候，就去跑步。从懊丧中把自己解救出来，跑成大汗淋漓的人。我明白，征服自己，方能讨伐别人，否则出师无名。写完最后一个字，我没有任何喜悦。然而我知道，平庸的毒素在书写的过程中，已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