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atv，我们跟发达的经济体不太一样，因为在它那儿，认为我长期的制度变迁，已经把所有的潜力发挥出去了，所以保持在3%的速度是理所当然的，已经算很不错的了。但是在中国，我们还有很多体制性的障碍，在妨碍着生产要素的积累和配置。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可以进城，可以打工，可以住下去，但是不可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他的孩子受教育有问题，养老有问题，因此他到了40岁以后，很可能就随时可能回去了。近几年有很多人都在说，说中国农民工是在倒流，都在回家，其实这都是错误的观察，他看到这样的现象，很多人回去了，但是这些人农民工不断进城，到了一定年龄他就回去，一直在这样进行着。但是过去是进城的人口大于回去的人口，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农民工的进城量的增长，现在因为16岁—19岁的农村孩子越来越少。因此同样的人回去，但是没有更多的人进城了，因此表现为一个农民工的倒流。这个问题通过改革能够赢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更好的配置。

　　同时我们也知道，在一个产业内部，甚至在一个行业内部，企业之间还有生产率的差距，而这个生产率的差距，如果把它缩小，因为存在这种差距，就意味着你生产率比我低，为什么你还生存呢？你生产率比我低，我就应该得到你的生产要素，我来生产更高生产率的产品，全社会的生产率可以提高，因此未来生产率的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更多要求创造性的破坏，就是企业要有生、有死、有进、有退，因此未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帕累托改进，至少有一部分人要改善，而不会伤害其它人。而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是在创造型破坏中，因此有一部分企业会得到发展，还有一部分企业会遭到淘汰。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从供给侧看，未来的经济增长，生产率的提高和过去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