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由于父母多病，作为家中的老大，他还要照顾四个弟弟妹妹，从小生活就十分艰辛，经常靠山芋稀饭充饥。后来他到淮阴农业学校读书，生活费更是时常捉襟见肘。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曾经的贫困记忆在孙健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尽管通过勤奋学习他跳出了农门，出人头地，却未能转正他心中已经扭曲的价值观。他把钱看得很重，疯狂敛财又舍不得花。

　　刚工作的时候，他每年攒下百八十块，觉得钱不够；后来，每年攒下一两千元，觉得钱还是不够；再后来，每年攒下一两万，甚至十万二十万，他还是觉得钱不够。

　　即使到了2012年，他已经购买了大运河广场门面房，又在盱眙农商行、典当行入股了几笔百万元投资，有了丰厚的利益回报，他还是觉得钱不够，内心深处始终缺乏“安全感”。这种对金钱的无休止的渴求导致他贪钱的脚步始终停不下来。

　　其实，孙健刚踏入仕途的时候，也有自己的底线——无论如何不能拿钱。因此与他人交往时，也仅仅限于土特产。偶尔有人送两条烟、两瓶酒，孙健心里都觉得不踏实。1996年10月，孙健时任淮安市政府办主任助理。一位老板曾送给他5000元现金，他不假思索就拒绝了。

　　1997年，孙健因才华出众获领导赏识，仕途开始进入“快车道”：他先担任淮安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转为淮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市改制办主任，年纪不大，当上重要岗位的领导，可谓平步青云。在别人声声的赞叹与恭维中，孙健开始飘飘然。

　　与此同时，他与企业老板接触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他帮助企业协调土地出让、资金拨付、政策兑现等具体问题，企业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从收奖金到收礼，再到受贿，用他的话说：“拿着拿着，钱的界限就不清楚了。”

　　一次，某国企老总杨某找到孙健，请他帮助自己疏通一下，阻止某客商的收购。在孙健的运作下，该收购谈判搁浅。为了表示感谢，杨某在春节前送给了孙健5000元，他半推半就收了下来。

　　刚开始，孙健内心极为忐忑，可过了很久，他发现也没啥事。从此，他一直绷着的那根弦彻底松了下来，开始放纵自己的贪欲。从缩手缩脚到大手大脚，从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到主动伸手，直到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做起了投机生意。

　　随着有求于孙健的单位、企业越来越多，慢慢地，孙健对于三千五千、万儿八千的钱卡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逢年过节，atv直播，孙健会特意呆在办公室等人来拜年“送礼”。有一次，正值除夕前夕，短短1小时里就来了5个人，结果连谁送的什么都对不上号。

　　2014年8月，孙健准备装修自家的别墅。他翻出手机里的“资源库”：别墅想改造，图个省事，请毕老板安排土建人员改造一下；想装电梯，电梯公司的钱总是朋友，自己曾帮过忙，于是钱总贴了4万元；想把院子弄得美观些，正好挂钩服务多年的刘总有个工程队，请他砌个小鱼池；想装空调和整体厨房，想起做单位办公楼的装修公司朱总。

　　就这样，一切该由个人承担的费用，全部通过权力转嫁给企业老板。从受礼到受贿直至索贿，孙健把每一个工作上的正常扶持都当做了一笔投资，一笔买卖，为官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机关算尽

　　孙健有才，但他却把聪明才智用在了如何隐蔽敛财上。据了解，其80%的受贿额都属于新型受贿方式。他很少用自己的名义收受贿赂或投资，亲戚朋友成为他掩人耳目的挡箭牌：购买大运河广场商铺，是以其父母名义；入股聚缘典当行，是以其外甥名义；投资盱眙农村商业银行，是以其外甥女名义；在黎鹏处低价购买门面房高价返租，是以陈富的名义。

　　2014年8月，孙健与他人合伙出资60万元放贷，年利息20%。安全起见，他让陈富以陈岳母的名义办卡，孙健往这张卡上存钱，且每次都是在夜间使用自动取款机取款，从不在柜面办理。

　　孙健自恃聪明，却天真地将与其利益往来的商人误认为“真朋友”。黎鹏送给他的钱，称是在海外公司做账查不到；陈富称自己是个体户，送给孙健的钱从来不入账。孙健轻信了这些话，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一直心存侥幸。

　　2013年时，司法机关通过黎鹏行贿线索相继查处了淮安多名领导干部，孙健依然相信黎鹏跟自己关系铁，不会出卖自己。就在这一风口浪尖，孙健还曾以借钱买车为由，向黎鹏索贿20万元。

　　而恰恰是这些所谓的“朋友”，被检察机关调查后，立刻交代了与孙健之间的非正常经济往来情况，为案件查办打开了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