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近的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11月28日发表演讲称，张维迎在非理性的政府失败上的观点具有启发性，林毅夫理论框架上更合理，但后者在强调政府有为的同时，应当注意加上“有限”，尤其在产业政策的实施机制上。

　　贾康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赶超的转轨阶段，需要有特色的宏观调控，其核心是理性的供给管理。

　　政府行为应当有为、有限

　　11月28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周年回顾与展望暨“立白样本”高层论坛在北京召开。

　　论坛上贾康发表演讲评价了近日引发广泛关注的林毅夫张维迎产业政策之争，他表示，张维迎断然否定产业政策，完全不考虑产业政策有效性这个命题，这一认识显然是不对的，但他批评的一些非理性的政府失败是有启发性的。

　　贾康认为，林毅夫在框架上更合理，用新结构经济学讨论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认为在尊重市场的同时还要政府有为。“他的缺陷在于，没有意识到政府有为的旁边这个‘有限’怎么把握，特别是产业政策不光是一个怎么设计的问题，关键是产业政策是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实施的问题。”

　　贾康认为，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林毅夫的理论框架只有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两个基本概念，这并不够。讲比较优势并不能够解决中国从追赶到赶超这一问题，后边一定要带上林毅夫教授所否定的赶超战略。赶超战略可能出错，但是没有赶超战略是不可能完成中国‘三步走’的目标，而具体怎样理性把握赶超战略就涉及到政府的理性的供给。

　　贾康表示，政府要发挥有为和有限的作用，整个系统一定要利用资源禀赋、利用比较优势，又要超越比较优势的界限，利用特定的政策倾斜，挖掘“蛙跳模式”所带来的潜力空间，走出一条中国超常规发展之路。

　　“蛙跳模式”认为国家兴衰的原因在于技术会发生变迁，在此过程，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可能会因为技术惯性被锁定在某一范围内小幅度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因具有后发优势，可能超过原来的先进国家，实现“蛙跳”。

　　理性的供给管理是调控的核心

　　贾康认为，中国需要有特色的宏观调控，其核心是理性的供给管理。

　　他表示，理性的供给管理主要是指，坚持有所区别对待在我国“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支持深化改革、国防等领域的问题，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

　　通过这些“理性的供给管理”可以补齐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加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包括制度供给）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并适应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环境建设的客观需要。

　　贾康表示，经济发展不健康甚至危机，一定都表现在供需之间出现了失衡，此时面临着政府要不要介入的问题。

　　“过去的认识是，需要政府的干预，这个干预已经推演到了调控的概念上，即要促进全局总供给总需求的动态平衡，调控的技术路线可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我们现在要做的突破就是，认识到过去我们比较成熟的需求管理其实不成熟，有明显的局限。”

　　现在需要反思的是，主流经济学里长期忽视供给管理，而供给管理在研究方面也存在一些难度，其定向调控侧重有重点的结构调整，但指标复杂不可通约，理论上的分析阐发还相当薄弱。

　　贾康表示，美国从次贷危机开始到金融海啸这一重大危机事件中，直播，传统的经济学界需求管理没有做出相应的预测，直播，在应对危机的政策里面，则是跳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认识框架，采取了一系列供给管理政策措施。

　　在供给管理视角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对雷曼兄弟垮台的权衡，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政府需不需要有区别对待地、突出重点的施以援手，由于没有出手，使得次贷危机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此后美国不再犹豫，先后动用公用资源给花旗、两房、贝尔斯通等重点公司注资，这些特定的供给管理举措成为整个危机事件的拐点。

　　此后，美国政府在3D打印、信息技术、页岩气、特斯拉、制造业回流等问题上采取了明显的供给管理，政策方面给予了重点支持。

　　贾康表示，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追求“追赶—赶超”式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理性的供给管理作为中长期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