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以较大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既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打下基础，又对市场竞争不会产生负面效应，是实施纵向产业政策较好的实例。

　　其次，具有中国特点的“干预型产业政策”。

　　中国的产业政策继承了不少计划经济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干预型产业政策”，较大程度上保障了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权。进入新世纪，市场化程度已经有较大提高，追赶期逐渐过去，非公经济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干预型产业政策”基本没有改变。生产要素错配的问题日益严重。这类产业政策有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以市场准入、投资项目和生产资质等为对象的限制审批。审批范围几乎涵盖所有重要产业，审批坚持“有保有压”、“扶优扶强”的原则，也就是“保大压小”，“保国有压民营”。审批内容深入到技术经济环节，如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技术路线、产品开发、生产规模、工艺和装备等。审批非常繁复，而且刚性很强。未获准者无法获得生产条件，也不能进入市场。这种做法干预了企业经济技术上的自主权。

　　另一个工具是政府对认定的新兴产业、战略产业促其发展，其中很多是在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引导、政策激励和组织协调”，由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系统布局、明确发展时序”，设定实现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目标，调动财政、税收、金融的力量予以支持。在实施过程中，绕过了竞争的筛选，由政府认定“依托企业”和某类产品的“产业聚集地”。与此同时，以防止一哄而起，盲目投资，避免恶性竞争，提高产业集中度为由，把大量新进入者挡在门外。

　　这种做法尽管在某些方面也有一些正面作用，但是由于市场的导向作用被政府替代，投资的盲目性和被误导的风险上升。由于新进入者被拒，拖延了试错的过程；由于竞争不足，弱化了企业创新力；由于吃偏饭，扭曲了生产成本；由于补贴过度，使企业产生了惰性和依赖；由于审批有很大的随意性，造成了腐败。

　　第三，产业政策受到体制的局限，承担了一些特殊功能。

　　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国有实体企业与国有金融企业保持着关联关系，再加上政府与国企关系的改革不到位，这就使产业政策不太可能公平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政府，包括资本市场和银行，在实施产业政策中，不能保持“市场中立”。

　　产业政策隐性或显性地都有保障“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功能。一些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正是以产业政策的名义出现和持续的。例如2006年，政府部门明确宣示国有企业要在7个产业保持绝对控制，9个产业保持控制地位。再如，进入21世纪，国务院先后发布两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36条，也未能破除玻璃门和旋转门。这些政策措施排斥了竞争，维护了旧的体制，造成了结构性的低效率。

　　第四，一些地方把产业政策作为推进本地发展和地方保护的工具。

　　一方面以廉价土地、超规定减免税收等措施，支持特定的企业。比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纷纷以大力度扶持政策，支持光伏产业，很快造成产能过剩。有的地方以本地有庞大加工业为由，在产能已经超常规过剩的情况下，以优惠政策鼎力支持千万吨级的钢铁项目。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实施“以投资换市场”的政策，逼迫企业重复投资。例如一些城市要求进入本地的出租车、电动大巴、地铁车辆，需要在本地建厂。还有通过市场壁垒来扶持本地企业，例如一些地方根据本地企业产品，量身订制本地的新能源汽车目录，将本地不能生产的车型拒之于门外。再有以种种方式阻止本地企业被外地企业并购，阻止本地企业向外地投资。外地企业与本地企业发生纠纷，往往得不到公平裁决。如此等等，市场被分割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由此可见，中国的产业政策是有自己独立特点的，它没有明确的定义，实际上就是政府以行政力量干预产业的各种政策措施的一种综合。

　　产业政策已成为

　　阻碍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障碍

　　陈清泰进一步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