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试点设定特定目标，不给予财政金融的特殊倾斜，在蒋兆理看来，正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善的具体体现。

　　比起中央给予财政支持，让试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探索有效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更加可持续，也更为城市所接受，这恰恰是绿色理念的体现。而且，从效果上讲，国家对特定目标设定倾斜政策是对其他城市的不公平。

　　还有质疑称，低碳试点对人均碳排放指标没有约束，这将导致低碳试点达峰时很有可能人均碳排放量却很高，这种“高位峰值”算不上低碳。

　　蒋兆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排放总量相对于过去的大幅度下降就是低碳，它不是一个绝对量概念。不同类型城市起点不一样，比如甘肃金昌等工业城市，有色金属冶炼是主要产业，碳强度若能大幅度下降，就可以认为它是低碳城市。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简单设立一个指标要求城市碳排放达到某一个标准，不科学不现实，也没有可操作性。

　　除了质疑，低碳试点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前述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体制机制不完善、数据基础薄弱、理念观念尚未完全转变等问题阻碍了低碳城市的建设。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NDCS）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杨秀称，目前气候变化方面没有立法，许多工作不能得到有效支撑和保障。碳排放总量制度、碳评制度和配额制度等都还没有建立，给低碳发展很多具体行动和措施带来一定障碍。

　　机制方面，低碳发展牵涉到许多部门，但中国目前的决策体系条块分割比较严重，atv，部门之间有时难以互相协调以共同推动低碳发展。以碳市场为例，某试点地区知情人士称，每年的履约进度，都会因为财政部门卡着企业核查所需要的资金而放慢。

　　而且，据地方气候部门相关人士透露，相关统计部门有些怕数据之间自相矛盾而严格保密数据，有些则拍拍脑袋或者简单调查就有了数据，使得低碳规划所需数据不足，数据来源又很成问题。数据不清，更别谈设定目标了。

　　此外，杨秀称，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提出峰值目标的绝大部分城市尚未形成实现峰值的路线图。这说明低碳发展的理念还没有转化为各行各业的行动，这是低碳转型面临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