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给试点设定特定目标,不给予财政金融的特殊倾斜,在蒋兆理看来,正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所提倡的,通过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推进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改善的具体体现。 比起中央给予财政支持,让试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探索有效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更加可持续,也更为城市所接受,这恰恰是绿色理念的体现。而且,从效果上讲,国家对特定目标设定倾斜政策是对其他城市的不公平。 还有质疑称,低碳试点对人均碳排放指标没有约束,这将导致低碳试点达峰时很有可能人均碳排放量却很高,这种“高位峰值”算不上低碳。 蒋兆理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碳排放总量相对于过去的大幅度下降就是低碳,它不是一个绝对量概念。不同类型城市起点不一样,比如甘肃金昌等工业城市,有色金属冶炼是主要产业,碳强度若能大幅度下降,就可以认为它是低碳城市。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简单设立一个指标要求城市碳排放达到某一个标准,不科学不现实,也没有可操作性。 除了质疑,低碳试点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前述新书的发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体制机制不完善、数据基础薄弱、理念观念尚未完全转变等问题阻碍了低碳城市的建设。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NDCS)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杨秀称,目前气候变化方面没有立法,许多工作不能得到有效支撑和保障。碳排放总量制度、碳评制度和配额制度等都还没有建立,给低碳发展很多具体行动和措施带来一定障碍。 机制方面,低碳发展牵涉到许多部门,但中国目前的决策体系条块分割比较严重,atv,部门之间有时难以互相协调以共同推动低碳发展。以碳市场为例,某试点地区知情人士称,每年的履约进度,都会因为财政部门卡着企业核查所需要的资金而放慢。 而且,据地方气候部门相关人士透露,相关统计部门有些怕数据之间自相矛盾而严格保密数据,有些则拍拍脑袋或者简单调查就有了数据,使得低碳规划所需数据不足,数据来源又很成问题。数据不清,更别谈设定目标了。 此外,杨秀称,很多城市的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提出峰值目标的绝大部分城市尚未形成实现峰值的路线图。这说明低碳发展的理念还没有转化为各行各业的行动,这是低碳转型面临的最大障碍。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