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也表示，“政策刚出台的前几单，示范的意义较大，未来更多的还应该是不良贷款。如果全是真正正常的贷款，转股对于各方的意义都不大。如果是 伪 正常贷款，即实质是不良，没有折价而是原价转让给实施机构，实施机构再去募集社会化资金投入，就要警惕银行和实施机构串通，忽悠社会资金作为银行不良的 接盘侠 的行为，这就是操作中的道德风险。”

　　因此，在募集社会化资金参与市场化债转股的过程中，要平衡投资者收益和企业降低财务成本的需求。最为常见的做法就是“明股实债”，即名义上的实施机构是持有企业的股权的，但为了给投资者较为稳定的收益，也会设定要求企业按照一定条件“回购股权”，并支付固定成本的方式。

　　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也表示，债转股过程中需要防范的风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道德风险，避免借债转股之机恶意逃废债务，避免成为“免费午餐”；二是避免股东权益落实不到位带来的风险；三是避免债转股之后杠杆率降而复升。

　　的确另外一种道德风险就是企业借助“债转股”逃废债。

　　至于企业通过“债转股”的缓兵之计，在转股过程中转移资产，进行逃废债，最终扔给银行及实施机构一堆“一文不值”的股权。因为根据破产法规定，企业在破产清算中，清偿顺序股权排在债权之后，不良债权转为股权后更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

　　争议银行股东的作用

　　王剑在其关于债转股的多篇分析研报中均认为，债转股后，应重视银行股东权利的保护和落实，即“积极的股东主义”。也就是债转股后，银行是要当股东，而不是继续当债权人。要整顿这家企业，使其经营改善。

　　因此，王剑也表示，如果债转股的企业仅仅是因为前期经营班子对经济形势误判，举债过多，导致如今利息负担过重，经营恶化，而其管理、经营、产品、市场等方面依然是正常的话，那么其实它是不需要债转股的。这种情况，银行只需要对他们实施普通的债务重组，包括展期或减免，减轻财务负担，等着经营情况好转。

　　但在另外一些人士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银行的核心能力在金融领域，并不一定具有改造一家困难实体企业的能力。

　　债转股所针对的是企业经营、治理、人事、战略等方面有严重问题或存重大缺陷。实施债转股后，银行转换为股东，甚至是控制股东，夺取更大的企业控制权，然后大刀阔斧地改革企业的经营治理，以期让企业经营情况有所好转。

　　王剑也表示，如果债转股还不能推动企业整顿，j2直播，那么就只能申请破产重整，此时债权人夺取企业的全部控制权，再做最后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