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房价对年轻人的影响，张翼认为，不会出现大规模回迁，“可能性不大。资源、资金都在向大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转移的现象并没有改变，资金投入和基本公共投入均集中在此，这使得收益机会和发展机会集中在此。所以，城市越大，就业机会越多，收入也相对较高，这会吸引年轻人的。比如北京的污染这样厉害，但流动青年仍然集中于此，不是说这里的就业环境多好，而且其他地方的就业环境更需要优化”。

　　但他同时也表示，大城市房价的飙升，其实是把风险转嫁到了刚需的青年身上，前期的炒房资金撤退了，有些接盘的是被市场捉弄得焦躁的刚需，他们拼了身家的财产才够首付，背上了沉重的按揭，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他们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还款，转化不成消费资金，会让青年群体的消费长期不足，生活质量下降。而且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流动，加深阶层固化”。

　　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丛屹接受本报采访时曾指出，在当下，房地产市场不是一个简单的商品市场，而是一个资产价格市场。尤其在实体经济投资缺乏吸引力的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拿房地产进行短期炒作获得收益。

　　谈到此次大波的房市调控政策出台，张翼认为主要目的是打击炒房行为，逼退炒房资金。“但炒房资金的操作类似于‘游击战’，如果房价上涨速度快于实体经济的利润增速，资金就不可能脱虚入实，还会寻找各种途径进入房市。政府如果要通过管控逼退炒房资金，最终的办法或者唯一长远的办法就是恢复实体经济的增速”。

　　张翼认为，atv，纵观社会发展进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每一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会蕴含风险。因此，政府在战略选择时，应稳健管控，而不是摇摆不定。“像支持什么不支持什么、都要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厘清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而予以明确指导。近期的目标就是使房价的上涨速度慢于实体经济的赚钱速度，给企业与就业者以信心，给社会以信心，管控好社会的心理预期”。他表示，“如果房价的上涨速度在6%以上，那么资金就难以脱离‘炒房’，就进入不到实体经济。另一个就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实体经济赚钱效应发挥出来，就目前来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受访青年中，18~24岁的占14.6%，25~29岁的占45.3%，30~35岁的占40.1%。居住地在北上广深的占35.9%，其他一线城市的占17.9%，二线城市的占30.5%，三四线城市的占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