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彭兴韵此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当国有企业一旦出现违约，债权人所面临的风险其实比一般民企还要高。”

　　这种风险体现在，民营企业由于产权关系相对明确，企业的经理人员也是所有者，如果完全失去了信用，将来要通过市场化融资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民营企业反而更在乎自己的声誉。

　　“可以看到，很多民企的股东甚至不惜卖掉资产来还债。这从客观上导致民企的实质违约可能性降低了一点。”明明对本报记者称。

　　而对于央企和国企的违约债务最终以何种方式解决，在业内人士看来，不论是央企还是地方国企，如何进行违约的处置，都依然在观望。

　　对于央企来说，是否能够偿付也不是本身能够决定，还取决于整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以及国家层面对债务处置的政策方向。而地方国企违约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态度。比如，川煤最终偿债，而东北特钢依然无解，当地政府的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今年年初，政策驱动之下，“债转股”被认为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国企解决债务问题的工具。中钢、东北特钢等多家企业拿出的脱困方案中，都提到债转股，但是投资者并不买账。

　　而今年5月9日，权威人士撰文中的表态，被认为是“债转股”风向的逆转。

　　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刊文明确表示：“对那些确实无法救的企业，该关闭的就坚决关闭，该破产的要依法破产，不要动辄搞‘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那样成本太高，自欺欺人，早晚是个大包袱。”

　　6月15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债转股“要谨慎使用，要坚持市场原则、法治原则，不能容忍僵尸企业、过剩产能苟延残喘”。

　　李扬还称，债务问题并非某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统一的解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方略。并称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形成共识，需要形成一个统筹机构来解决债务问题，并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大家都在等，等最后的结果。”明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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