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决方案。周小川分析到，央行在面对多重政策目标的时，可以模拟市场公允价格的形成机制，通过权衡决策层和专家层等各方面的意见，模拟出公允价格，作为权重系数。

　　此外，目标的权重也可以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周小川举例说，在危机期间，中国就调高了金融稳定和金融机构健康化的权重;而在通胀较高的时候，价格稳定的权重升高;在经常项目余额占GDP比重较大的时候，国际收支目标的权重又会相应得到提高。

　　显然，多目标和动态调整使中国央行的目标函数看起来不太稳定， 多目标、多维度，显然也加重了人们对中国央行独立性的担忧。周小川对此回应道，《中国人民银行法》对央行独立性也是有语言表述的，即“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履行职责，开展业务，不受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展望未来，开奖直播表示，如果今后央行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目前的这种状况也可能发生变化。

　　“中国式”市场沟通

　　央行的目标多重并非中国的特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大多数央行都被赋予了更多的使命，如美联储除就业和价格稳定外还要负责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欧央行在欧洲银行业联盟建设过程中成为了单一银行业监管机构，英格兰银行也增加了审慎监管职能。等等。由于复杂度成倍上升，和市场和公众的沟通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然而，多重目标和全球联动也给沟通带来了巨大的的困难。

　　周小川表示，货币政策决策实际运用的模型是多变量、动态的，各变量及其滞后的变量间有复杂的交互关系。但多数人的思维方式和教科书描述传统通常是单变量的、语言型逻辑。因此央行在沟通中一直面临着两难：如果沟通过于简单，虽能保证公众理解，却无法反映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如果沟通过于技术、复杂，则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能理解。这种两难是每个央行在沟通过程中都面临的。

　　此外，中国在经历了去年8.11汇改以来的市场波动后，全球都对中国央行的沟通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

　　对此，周小川给出了“中国式”沟通解决方案：中国央行的做法是强调对专家层的沟通，以维护信息传递尽可能准确，并通过专家向广大公众做分析、解释工作;同时，央行也会向公众提供简化版的沟通。

　　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

　　(周小川6月24日在华盛顿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央银行政策研讨上的发言)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有很多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和反思，各国情况存在差异，但也有不少有共性的问题。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外界对中国央行和货币政策也存在不理解，今天本港台直播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探讨一下危机后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中国央行的目标、功能与做法。

　　一、问题的提出

　　央行应选取单目标还是多目标?危机前多数主要央行关注的重点是价格稳定，并采用了通胀目标制。危机后，许多央行强化或增加了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职能，经济复苏的持续乏力也引发了对通胀目标制以外的货币政策框架的理论探讨，如兼顾了增长和通胀的名义GDP目标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货币政策无疑会受到国际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涉及的问题是央行应不应该关注国际收支平衡?

　　相关的问题是央行的独立性。普遍的看法是央行和货币政策应该独立;也可以把央行和货币政策适当分开，强调货币政策应独立。一个实行单目标制的央行是相对容易实现独立的。但如果一个央行是多目标的，可能就更难以超脱政治现实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多目标就需要与其开奖直播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较多地协调、共事，另一方面，央行承担的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等职能，在权责上本身就比较敏感。

　　第三个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什么关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上是有分工的，但在实际中常有冲突，也有交集。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财政政策使用得并不充分，这就被动地造成了对货币政策过度依赖。一个具体问题是，在发生系统性风险时，特别是在财政政策受到制约或者财力有限的时候，中央银行是否应当参与救助?如何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