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药品招标制度旨在通过政府统一采购,降低药品进入医院时的价格,防止企业和医院之间通过商业贿赂抬高药价。企业的药品只有先在卫计委中标,才能进入医院的采购名单。最初,药品招标采购主体是医院自身,后来逐步发展出第三方的药品招标代理机构,最后演变为各地卫计委统一进行药品招标。 业界一直以来都存在质疑卫计委作为招标主体的声音。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法律规定中,招标主体是医疗机构、招标后购买药品的也是医疗机构,这一切均与政府无关。而卫计委设立医药招标部门,也并未获得法律授权。 一位二甲医院某科室主任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指出,在药品招标各个环节参与博弈的只有厂家与政府部门或者医联体,作为用药主体的患者及医生并没有被纳入到招标谈判环节。“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以药养医制度,医院可从用药中获得药价15%的利润,又将医院效益跟药品价格捆绑,使得高价药更易成医药市场的赢家。” 而作为提供药品的生产企业对招标亦有各种“抱怨”,矛头直指二次招标环节。 “药企现在的压力其实很大,GMP认证、药物一致性评价、新药研发等都要投资,原料、人工成本也都在上涨,招标价格还在不断被挤压。药品降价实际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仅仅是压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低价药、小企业都面临生死问题。”一位药企董事长无奈地表示。 据介绍,在宁波、福建、安徽等地,由于“二次议价”,已经导致很多用量大、疗效确切、品质优良的药品被迫退出市场。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宁波中成药“二次议价”,由于要在浙江省中标价的基础上再降幅15%,招标目录涉及1263个品种,最终仅有244个品种(337个品规)中标,中标率不足20%。大部分没有中标的药品是因为已接近成本价而无法再降,被迫出局。 对此,史立臣直言,药品降价现在进入了一个错误的轨道,应该降价的目标应该是动辄数万元疗程的高价药,而不是利润空间狭窄的低价药。“从最近一些招标情况看,一些原来几元钱的药品被压价成几毛钱,这连成本都达不到,这样的药质量能有保证?而企业也面临着诚信风险,如果断供会被拉入黑名单,以后的招标亦会受影响。” 而另据了解,注射用促皮质素、鱼精蛋白、注射用苄星青霉素等小众廉价药,有点像治疗罕见病的“孤儿药”,即使放开价格,企业也不会足量生产,其需求量变化只与该类疾病发病率有关。鱼精蛋白等药品经常出现过断供现象。 史立臣认为对这类药品,可尝试建立专门的国家储备制度,进行补贴,或是对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公开供需信息。“发改委现在放开相关定价权,但是需要加强对高价药品价格的监督。” 每日A股操作策略和涨停股都会在本港台直播的微信号里发布,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或搜索微信公众号:laochengucanhui )关注本港台直播的股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