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东提出，如果非要征收拥堵费，那需要决策部门扎扎实实做好研究，并把研究的结果清晰展示出来，不只是提供一个结论，而应当展现下结论的全过程。“收费有什么效果，怎么会有这个效果，做结论的方法是否科学，全都要展示出来。然后让社会公众去讨论，去评价。”开奖直播希望收取拥堵费一事能成为公众参与决策的一个样本。“决策者要营造一个开放的环境让公众讨论，从而形成社会共识。”

　　拥堵费怎么收？

　　电子车牌易侵害公民隐私

　　据媒体调查显示，网民对于拥堵费征收的问题整体表现较为敏感，50.5%的网民认为北京征收拥堵费的时机还不成熟，61.4%的网民认为拥堵费无法破解“首堵”之困。

　　尽管如此，如一旦非要征收拥堵费，配套的方案必须跟上。

　　“征收拥堵费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利益的权衡，其效果将取决于制度怎么设计，需要有精细化的配套方案。”朱良说。

　　朱良认为，征收拥堵费需要先实行电子车牌，才能确保能识别出车辆。“没有电子车牌，依照目前的识别车牌技术，会带来误差大、识别率低等问题，如果采用购买拥堵区‘绿卡’的方式，等于交费了就没有限制，不交费就完全不能进入该区域。”

　　那是按区域收费还是按次数收费？朱良认为，按区域收费必须考虑居住在拥堵区内以及工作地点在拥堵区的人群；采用按通过次数收费需要细化考虑拥堵里程等诸多问题。无论如何，方案要设计得细致。

　　朱良因此提出，征收拥堵费应采用类似累进制的收费方式。“北京拥堵是一种常态，征收拥堵费是为了调解过量的‘添堵’,每辆车都不可避免给北京‘添堵’。”因此，应当设定一定的免费“拥堵额度”，超额则付费。同样，车主的因素也需考虑，如果一人名下有3辆车甚至更多车的情况已经超出合理自用的范围，在研究征收拥堵费时应对这种情况专门考虑，与只有一两辆车的车主有所区别。

　　对更新技术设备再来收取拥堵费，杨伟东却提出对公民隐私的担忧。开奖直播认为征收拥堵费势必会用到车辆定位，甚至是由政府部门掌握公民全部车辆行驶轨迹，这就带来了隐私的问题。“大量的数据信息需要被妥善保存，一旦数据安全存在漏洞，将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此外，配套方案除了费用如何收取外，还需涵盖收取的费用如何使用、经费如何公开等问题。

　　“收的钱去哪了，是否用在缓解交通拥堵上了？”吕艳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多位委员、专家均关注到这一问题。朱良提出，征收拥堵费一定要公开透明，建议设立专门网站，把收到的拥堵费实时公开。“特别要注意，即便收了拥堵费，也是一种调节手段，这部分费用不能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