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土耳其军队，发端于一战后旨在“救亡图存”的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发展和壮大于1952年土加入北约之后。土军建设深受美欧模式影响，却也具有自身特色。

    乍看之下，土耳其的国防与军队领导指挥体制，与美国等北约一些主要成员国十分相似：

    一是顶层设有权威性很高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成员有总理、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内政部长、外交部长和宪兵司令。其基本任务是从全局上议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并制定战争动员计划。

    二是实行军政、军令分开的“双轨制”。国防部是最高军事行政机构，为政府中的一个部，部长由总理任命的文职官员担任，负责征召兵员、组织武器装备研制生产、统筹军队后勤补给，并根据总参谋部计划，由其下属的国防采购署统一采购军用物资。总参谋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专门负责作战指挥和部队训练，直播，并直接领导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由总统根据总理提名、在担任过军种司令的上将中选择任命，任期4年。总统则通过国防部和总参谋部，领导包括正规军和准军事部队在内的全国武装力量。

    与众多北约国家不同的是，土耳其在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之外，还设有武装力量的最高决策机构——最高军事委员会。该机构创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政府时期，是土军方影响政务的重要平台。其成员为总理、总参谋长、陆海空三个军种司令以及宪兵司令，军方高官占了绝对多数。其职责涵盖了议决诸多重要事宜，包括武装部队各级军官任免、调动、晋升和退休;国防费用的计划和分配;军队编制和军法军纪等。土耳其浓厚的“军人政治”色彩，于此可见一斑。

    自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建军定国”至今，土军虽然根据宪法成为一支“超党派”力量(军人不得参加选举和加入任何政党，军队内也不准有任何党派活动)，直播，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长期扮演着世俗化原则“终极捍卫者和仲裁人”这一特殊角色。

    三军建设——“北约化”下力求“自主化”

    自因应“冷战”大势投身北约至今，土军建设已被深度纳入北约的战略轨道。鉴于土耳其扼守欧亚交界之处的重要地缘地位，北约在此设立了东南欧盟军司令部。不过，念念不忘先辈“叱咤欧亚非数百年”荣光的土耳其，素怀“大国情结”，对国防自主化孜孜以求。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90多年来，国防政策的核心目标，一直是凯末尔提出的“争取国内、国际两个和平”。然而，土耳其所在的西亚和巴尔干地区，不仅是大国的碰撞地带，区域内的矛盾冲突也如丝如麻;科索沃、塞浦路斯、中东“新月地带”、外高加索等热点，时刻考验着土耳其与邻国及域外大国的关系。复杂的地缘环境，意味着多样化的作战对手和军事任务，要求土耳其在履行北约义务、对接北约标准的同时，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地发展其三军威慑和实战能力。

    规模居北约第二的陆军，是土军中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冷战时代，作为西方阵营的“前线国家”，土耳其要凭借庞大的重装部队充当拦阻苏联南下的“绊马索”。苏联解体后，新生的外高加索三国将土耳其与俄罗斯从陆上完全隔开，极大缓解了土耳其的传统安全压力。与此同时，被冷战掩盖的民族、宗教问题再度浮出水面;近2900公里的漫长陆地边界，长期无法根本好转的周边安全局势，使土军不得不继续为繁重的边境戒备和国土防卫使命奔波。特别是，随着库尔德人寻求独立建国的意识重新抬头，如芒在背的土政府转而将遏制和打击库族分裂势力视作陆军的首要任务，甚至不惜多次组织针对库族的越境军事行动，积累了大量山地反恐作战经验。

    土耳其三面临海，但其海军仍只是一支具备近海防御能力的“褐水海军”。

    土海军缺乏大型远洋舰艇、新锐潜艇以及远程陆基飞机的掩护及配合，远距离兵力投送能力也较弱。不过，借助数量众多、轻快灵活的护卫舰、巡逻艇和两栖舰艇，土海军的濒海战斗能力在东地中海地区仍然可圈可点。由于难以面面俱到地防卫长达8300多公里的海岸线，土海军很注重在布防策略上下功夫：在经济和军事价值最为重要的黑海海峡，驻守着半数以上兵员，以及“封堵”能力最强的潜艇和海航的几乎全部兵力，海军基地群也最密集;鉴于西南沿海是传统的经济发达区，且地势较开阔、易被抢滩登陆，又与“历史冤家”希腊龃龉不断，水雷、两栖与护卫兵力基本均驻扎在爱琴海海湾地带，以便前出对峙、展示国威;在地中海东岸的能源输出地带，则以巡逻兵力时时警惕、勤加演练，防范恐怖势力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