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生学业负担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2012年的PISA报告显示，上海学生上课时间平均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第九位。对于完成老师布置的回家作业时间，上海学生每周需花费13.8小时，不仅远远高于OECD平均课外作业时间4.9小时，是其2.8倍之多，比排在第二位的俄罗斯不到10小时也高出一大截。高负担与高成绩相伴相随，成为上海PISA测试的显著特点。

　　事实上，上海自2003年起就年年提起减负，更是制定各种减负政策。面对减负语境下仍然存在这样的高负担，不得不追问，这些负担来自哪里？有人说是教育培训机构，有人说是家长，有人说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学业负担与学龄段、学校等多方面相关。总体而言，小学低年龄段的学业压力较小，1-3年级基本没有笔头作业，越往上走学业负担随之增多。从学校方面来说，公立学校相对压力较小，但好的公立学校对学生的课业要求并不低。因此，高年级段的、部分优质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以及老师的减负诉求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对减负意见最大的是小学低龄段的家长。一位在公立学校就读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表示，减负不是简单的把作业减少，把上课内容减少，不拓展，而更重要的是减少家长的焦虑和学生的压力。

　　“简单的减负也会让教师无所适从。班上学生差距太大，讲得简单不行，太深又不行……担心孩子测试落后，不得不在外面上培训机构。然后这样又导致小朋友差距拉大，教师又没法均衡，产生恶性循环。”上述家长表示。

　　因此，从低龄段家长角度来说，这种增负往往是自发行为，因为客观存在这样的需求，付出努力的多少直接挂钩择校的优劣。

　　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的教育减负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少家长都希望别的家长给孩子减负，自己怎么也不会这样做。

　　而对教育培训机构而言，atv，一方面适应了市场需求，一方面也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不少补习机构将高年级的知识点提早放进了低年级的补习内容中去，造成了学习压力的低龄化。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公立与民办似乎不在同一个减负语境之内。在同济大学举办的一场关于减负政策研讨会上，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张端鸿通过对上海15年教育减负政策的梳理后指出，多年的“减负”是一个公办学校学生学习负担不断下降、“快乐活动”不断提倡的政策变迁过程，这一过程中伴随着一个繁荣而功利的教育培训市场的兴起。

　　他认为，公办学校减负减得越厉害，民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的市场就越大。继而出现了减负之后，学生实际负担反而更重的怪象。

　　同时，有一线教育人士向记者指出，一些学生已经考出了95分的好成绩，但学校还是要对学生进行反复的习题训练，为了冲刺那剩余的5分，这种机械性的重复劳动无疑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对于减负本身，不少专家指出应该正确理解。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看来，“减负”的真实含义，应该真正减轻的是学生学习中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而不是不要教学质量。

　　华东师范大学一位学者建议，公办学校应该是时候考虑什么样的学业负担程度是合理的。同时，减负这个话题也应该在新的背景下重新进行审视，面对现实存在的教育问题。

　　教育需要多样化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孩子都一定要选择所谓的升学率高的学校、接受精英教育，因材施教才应该是教育的根本。

　　记者采访过程中，还听到了家长的另一种声音。他们也是中产，他们大多出生于1980年代，自身的教育观念较为先进，不希望孩子过于辛苦，全身心的健康发展成为诉求，但这不代表他们对于孩子的教育不上心，往往花了更多的精力。目前，他们还在寻找这样一个平衡点。

　　一位上市公司中层领导，也是一位孩子家长表示，在为女儿选择高中时，他就选择了区重点，而非市重点。他觉得择校时需要考虑孩子的自身水平和适应能力，他孩子属于中等水平，倒不如去二等学校冲一冲龙头。

　　中国的基础教育经历了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的需求转变，如何促使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更好地扮演角色，共同提供适合不同阶层的好的教育选择，最大程度地保障教育资源分配合理化、确保教育公平，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也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