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起案例，被告人谭某某在出售2只鹦鹉过程中被抓。辽宁本溪平山区法院认定，谭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另一起案例中，法院认定，被告人池某与游某饲养、出售鹦鹉，警方查获的已出售鹦鹉2只，及室内饲养的鹦鹉80只，均为保护动物。法院认为池某、游某非法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情节特别严重；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最终，池某、游某均获缓刑。

　　针对王鹏案的量刑，京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前资深检察官邓学平对澎湃新闻表示，除了出售的2只，法院还认定王鹏饲养的另45只鹦鹉待售，存在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未遂的情形，法院根据被告人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判决，这是法律自由裁量权的体现。

　　不过，著名刑事辩护律师王甫认为，在涉及非法收购、出售鹦鹉的案件中，王鹏的量刑较其它案件重些，“这也显示出在同类案件中，司法解释和相关细则较为滞后，从多份判决看出，法官为使司法实践结合现实情况，也充分运用了自由裁量权。”

　　对于将45只鹦鹉认定为犯罪未遂，邓学平认为，如果当事人没去找卖家，就没有着手出售的行为，“最多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创造条件，属于犯罪预备。”而王甫则认为，在已经出售几只鹦鹉的情况下，王鹏对其他涉案鹦鹉系犯罪预备还是犯罪未遂，是否有出售所有或大部分鹦鹉的主观故意是主要应当考虑的条件。

　　有人收购鹦鹉饲养繁育卖幼鸟，atv，获刑十年

　　目前，王鹏已向深圳中院提起上诉。他的二审辩护律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对澎湃新闻表示，他将为王鹏做无罪辩护，同时也会提出轻罪辩护意见，“无罪和轻罪二者并不矛盾”。

　　徐昕认为，一审判决量刑畸重。王鹏人工繁殖饲养的鹦鹉是否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对象“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还有待论证；且王鹏养殖并出售鹦鹉，主观上是否有以此牟利的犯罪故意，是否实质侵害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法院审理应当予以考量。

　　在澎湃新闻梳理的21起案件中，与王鹏案相似，被告人在自己家中饲养鹦鹉并出售的案例有9起，待鹦鹉繁育后卖出幼鸟的案件2起。

　　其中一起案件的被告人向他人收购22只非洲灰鹦鹉后，又卖出自家鹦鹉孵化不久的2只幼灰鹦鹉，被法院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获刑十年。

　　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傅某在2016年间向他人非法收购8只鹦鹉，公安机关查获6只鹦鹉，另外2只鹦鹉在其它宠物店内寄售。判决中，法院采纳了其辩护人的从轻处罚意见：8只鹦鹉均是繁殖的，且已全部查获，没有造成其他危害。最终，福建省南安市法院认定傅某擅自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鹦鹉共8只，情节严重（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傅某有期徒年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

　　邓学平认为，家养鹦鹉虽然客观上没有加剧鹦鹉的濒危程度，但是挑战了我国关于野生动物饲养的法律规定，“因为野生动物饲养必须要有许可的”。

　　【普法小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不论是用于驯养繁殖、科学研究，展览，还是进行运输、携带出县境的，都必须经省级（包括省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授权的单位批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收购”，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购买行为；“运输”，包括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出售”，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