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梁小兴跟随王玉林到浙江打工。梁小兴大王玉林6岁，同为一个人漂泊在外，加之亲戚关系，两人联系比较多，逐渐有了男女私情。2013年春节后王玉林回浙江打工，梁小兴来到江苏常州打工，俩人也没再联系。

　　2014年4月，二人断绝来往一年后，王玉林接到梁小兴电话。梁小兴告诉他，自己在常州和雷星明同居，但雷星明经常打她，并不同意分手，声称若梁小兴分手，他就去梁小兴老家害其儿子。她说只有将雷星明的眼睛弄瞎把他扔进河里，她才能离开他。最初，王玉林还有些法律意识，说这个忙不能帮，拒绝了梁小兴的请求。

　　6月，梁小兴赶到浙江找到王玉林。一天，俩人在一起时，雷星明给梁小兴打来电话，口气凶狠地下了命令：“不回来就搞死你全家！”无奈，梁小兴只得回到常州。

　　回到常州后，梁小兴三天两头电话、微信联系王玉林哭诉。在王玉林看来，二人有过一段感情，曾经爱过的女人这么无助可怜地向他求救，再不帮她，就不是男人了。之前仅存的法律意识，已荡然无存。当时，王玉林已在贵阳打工，他撂下手头工作，赶到常州湟里镇安顿下来，每天与梁小兴电话联系。

　　煞费苦心实施犯罪

　　梁小兴对王玉林说，“要找个人帮忙，姓雷的劲可大了，回头别没搞倒他，你倒小命难保。”王玉林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到哪里找帮手？一日，他走进一家彩票门店，遇到一人在向营业员询问买彩票事宜，听口音像是云南人，于是上前套近乎。

　　对方就是本案另一名被告人张仁斌，1986年6月生，小学文化，刚到常州打工不到一个月。当天王玉林请张仁斌喝酒聊天，因为心里有鬼，王玉林没告诉对方自己真实姓名，而是随口编了一个“王洪”。

　　接下来几天，王玉林连续请张仁斌喝酒，张仁斌还认了他当大哥。交往一周后，王玉林向张仁斌说出了“心里话”：“女朋友被一个男的抢去了，这男的是混社会的，你帮我个忙，一起把那个男的搞掉。”张仁斌当场拒绝。

　　十天后的一个晚上，王玉林又请张仁斌喝酒，并将张仁斌送回住处。一进门，王玉林“扑通”跪在张仁斌面前：“你不答应帮我这个忙，我就不起来！”张仁斌拉起大哥并拍胸脯答应帮他忙。王玉林提醒张仁斌他们要“搞”的那个男的个子大，需要先将他打晕再将其弄瞎扔到河里才算完事，同时承诺事成之后给张仁斌5000元。

　　2014年9月16日晚，梁小兴特意多做了几个菜。就着菜，雷星明多喝了几口酒，之后看了会儿电视就睡了。梁小兴没将卷帘门拉到底，而是留个缝。午夜时分，伴着雷星明均匀的鼾声，她拨通了王玉林手机：“他睡着了，可以进来了！”王玉林和张仁斌手提事先准备好的钢管，进了梁小兴家。

　　王玉林将没上锁的卷帘门往上抬了抬，钻了进去，张仁斌尾随其后。借着屋里电视屏幕的亮光，二人见雷星明呼呼大睡。梁小兴翻身下床站在一边，张仁斌举起钢管朝雷星明头部砸去，王玉林也抡起钢管砸了下去，直播，并掏出小刀直捅雷星明双眼，随后又拉下床单，三人将雷星明裹起来打个结，由梁小兴带路来到小河桥上，她搬来铁块塞进床单，王玉林、张仁斌将雷星明抛入河中。之后，王玉林、张仁斌回到各自暂住处，梁小兴去找小雷。

　　第二天早上6时许，王玉林与张仁斌在银行自动取款机处取出5000元，张仁斌拿上潜逃云南。张仁斌说，直到开庭才知道他叫王玉林，“这个朋友真不该交，害了自己不说，最伤害的是父母亲，辛辛苦苦拉扯我长大，给我造了楼房，等我带个儿媳妇回家好好过日子。这下全完了！”

　　怀孕也难逃法律制裁

　　当初跟王玉林说要除掉雷星明的时候，梁小兴就知道自己怀上了雷星明的孩子。她明白，如果等孩子生下来，雷星明就更不可能放她走。她曾在电视里看到过女人怀孕、分娩或哺乳期法律有特殊照顾，在下决心除掉雷星明的那一刻，她就想到了肚子里的孩子，能帮她逃脱法律的制裁。她必须有效利用这个“缓冲期”完成计划，所以她急切地赶到浙江向王玉林求助，谋划操纵了这场凶杀案。

　　警方向梁小兴出示拘留证，梁小兴亮出“杀手锏”：“我怀着孩子。”经查验，梁小兴确实怀孕5个月。考虑到张仁斌畏罪潜逃，指控梁小兴故意杀人需张仁斌的证词及其他证据。另根据我国刑诉法相关规定，对梁小兴可以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办法。综合种种因素，警方对梁小兴取保候审，梁小兴在法律文书上签字时，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