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监狱里度日如年，记忆和表达能力都在逐渐丧失。他开始练习朗读，那些中文图书、英语新闻和德语读物都成为他摆脱压抑的工具。在他看来，读书是为了获得知识和乐趣，而朗读更像是一场与自我的对谈。

　　后来，他成为了监狱里的广播主持人，朗读每天的监狱动向。原来监狱里也是一个小社会，他这样感叹道，那些犯人们凭借着各自的技能在这里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然，他也一样。

　　郭利也拾起了一些已经生疏的爱好，比如画画。书籍序言末尾的空白处，或是废弃的稿纸，都是他可以落笔的角落。那些画大多与他的女儿有关，尽管只是炭笔，线条也比较粗糙，却成了他纾解愁绪的方式。

　　自从入狱以后，郭利便“从女儿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女儿却时刻都在他的内心世界里。

　　有时候，他也不能十分确定女儿的样貌，便只能画背影。

　　在其中一幅画中，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两个人都只有背影，不知道要走向何处。父亲背着白色画板，上面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着“家？无家可归者”。代表屋顶的两笔线条还清晰可见，基底也依然存在，但中间支撑两者的很多东西已经崩塌了。

　　服刑期间，他接到了妻子送来的离婚协议书，也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郭利的父母身体不好，母亲长年患有糖尿病，在郭利入狱以后便常常失神。2012年的一天，她不慎滑倒，造成股骨骨折，为此动了一次手术。

　　然而郭利依旧不想放弃。他开始有意识地阅读与民事诉讼法相关的书籍，为的是刑期结束之后继续上诉。他越来越感到平和，也在不断的阅读中获得了更多的勇气，不再因孤独而感到沮丧。

　　郭利忽然觉得，监狱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修行。虽然后来每每提及入狱，自负的郭利仍然将其称作一种“构陷”和“耻辱”，但他却从监狱的日常生活中扼住了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2014年7月22日，郭利结束了狱中生活。他将那些画和两箱书籍带了出来，却也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没有读完的图书，他甚至觉得“有些遗憾”。

　　转机

　　郭利入狱以后，他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向北京的司法机关和媒体反映情况。他的父亲负责写信，母亲则负责寄信，一切的希望都被寄托在那些陌生的收件地址中。然而，这些信件全部石沉大海，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慢慢地垮了下来。

　　后来，他们联系到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被告知，想要重审此案，上诉方必须到广东出席开庭。两位老人此前已经为打官司花了很多钱，一直靠不多的退休金过活，而且年老多病，身体和经济能力都很成问题。直到郭利此前的律师联系到他们，在去广东出差的时候顺道作为郭利父母的委托人出席了开庭，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

　　2013年5月，郭利父母的再审申请被正式受理。

　　2014年7月出狱以后，郭利经过了长时间的查证与追踪，终于找到了具有关键作用的录音和书面材料，开奖，证明当时确实是雅士利集团主动联系郭利，让郭利提出赔偿要求，并在报案以后仍然引导郭利撰写书面申请，继续进行所谓的高额勒索。这让已经尘封数年的案子再次出现了改判的曙光。

　　“一来，并不是我主动提出来的，二来，报案之后继续引导我撰写申请，这根本不是我犯罪。”郭利说。

　　在查证的过程中，郭利也有了一些意外发现，有些结果甚至让他“难以置信”。

　　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被捕一周之前，前妻给雅士利集团写了一纸声明，声称坚决反对郭利的做法。更让郭利备受打击的是，前妻在声明最后写道，“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这样的声明也使得郭利在这次精心策划的“围捕”中孤立无援，让雅士利集团的控告显得更加言之凿凿。

　　郭利觉得，前妻虽然没有多少维权意识，两人在2008年之前也已经有了离婚的想法，但她再怎么也不至于不顾女儿的健康。郭利更愿意相信，前妻是在张某等人的“诱导和胁迫下才写了那个声明的”。

　　在后来终于等到改判结果之后，面对媒体的采访，郭利坦承，“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除了悲愤，我很平静。”

　　郭利在狱中画的一幅和女儿的漫画：由于不能十分确定女儿的样貌，因此只能画背影。图｜受访者提供

　　“新生活”

　　如今，将近50岁的郭利觉得，过去10年的经历很坎坷，“倒霉了这么久，也许接下来的生活就顺了”。但事实上，有些事情已经无法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