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大面积排查，另一边，在泰兴一家破旧的招待所里，死者的丈夫王伯官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和调查。他是当地一位小有声望的民企老板，因为有外遇，泰兴警方把他列为重点怀疑对象。怀疑的罪名是：雇凶杀人。

　　整座小城都被这起凶残的杀人案搅动着。根据警方多年后对凶手同学的走访，就连在泰兴最好的高中泰兴中学里，学生也惊恐又兴奋地讨论着各种凶案版本。

　　高一年级的男生宋成从不参与讨论。他稳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起来没什么异常。他上课盯着黑板看，下课拿出小说读，就像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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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凶案现场，血迹像胡乱的涂鸦，遍布客厅和院子。赵宏林和专案组的同事找到几个不完整的足印和掌印，还提取出几滴并非受害者的血液。受到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痕迹仅能确定，凶手应该是一名15～30岁的男性，同时，警方也大致找出了凶手的逃跑路线。

　　赵宏林的一双眼睛，扫描过许多毛发、指纹和车辙子印，这次却有些“看不透了”。这些零星证据提供的信息，并没有给案件带来多少突破。

　　专案组将希望寄托在了一项当时最新的技术——DNA指纹图谱。不明身份者留在现场的血液被紧急送往泰州市公安局进行检测。当时，国家公安系统内的DNA数据库还不够丰富，送检血滴透露的“密码”找不到匹配对象，不得不孤零零地待在原地，等待有一天被激活。

　　专案组重新回到大规模排查上，只是在他们圈定的排查重点里，泰兴中学并不在列。

　　案发那天晚上，泰兴中学高一男生宋成像往常一样上晚自习。这是读高中后新加的课时，他一直忘不了那晚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他说自己越来越受不了那种沉闷，就提前溜出教室。

　　宋成的初中班主任张宝华至今记得那个“聪明的男孩”。在泰兴最好的初中里，他的成绩能够长期稳定在班级前5名。

　　他还是班里的团支书，“口才好，组织能力很强”，经常主持班会，学校晚会和歌唱比赛也张罗得很好。

　　在张宝华看来，宋成的优秀离不开他的家庭教育。他写好作文，父亲会改一遍，再让他誊抄一遍，交到班上就是“第一”，被老师当范文念。他痴迷看小说，父亲就给他写长信讲道理。回到家，他要先找到父亲，恭敬地喊一声爸爸。犯了错，他会跪在父亲面前。

　　母亲则将慈爱做到了极致。直到宋成上中学，她还在给儿子打洗脚水、陪写作业，儿子稍微显露的负面情绪都能让她落泪。

　　“父母要求我好好学习，好好听讲，成绩要好。我习惯性地接受他们的安排。”宋成回忆道。

　　因为父母严格控制他的外出时间，直到高中毕业，他能记起的最后一次在外玩耍也是小学时，放学后在河边玩石子。读初中后，“我们家不允许去同学家里玩，或者出去玩。”

　　“看闲书”也是被禁止的。冬天的时候，爱看小说的宋成会躲在被窝里，用电热毯的指示灯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

　　即使偷偷把一些时间花在了喜欢的事情上，宋成还是考进了泰兴中学。这所高中“二本上线率”常年保持在90％以上，当地人戏称它为“泰兴最高学府”。人们相信，上了“泰中”，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

　　14年后，泰兴警方走访了解到：“宋成的同学大多是博士，最低也是研究生，都在什么研究院、国企之类的地方上班。”

　　当时的赵宏林也和大部分泰兴人的想法一样， “只有‘好孩子’才能考进泰中，那里不可能有‘坏孩子’。”

　　“好孩子”宋成溜出教室，逃出校门，骑车来到学校旁边的鼓楼街。那里有不少网吧，他想上网看会儿父亲总不让他看的小说，“进入另一个世界，忘掉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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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受害者身中74刀，赵宏林和他的同事当时怀疑，这可能是起“仇杀”案件，凶手可能与死者有很深的矛盾。专案组调查了死者的社会关系，还跑到死者老家挨家挨户做调查，都没有发现可疑对象。

　　受害者的家庭在当地称得上是“富人阶层”，“财杀”是专案组考虑的另一种可能。但随即他们就否定了这一推测：一枚崭新的金手镯还戴在死者手腕上，死者家中也没有丢失任何财物。

　　那时赵宏林根本想不到，那天闯进死者家中的人，正是为财而来。

　　溜出学校后，宋成走到网吧门口才发现，自己没带够上网的钱。当时是晚上7点多，离晚自习放学还有一个小时，他开始慢慢悠悠地往家走。

　　南方夏日的夜晚，氤氲着热烘烘的湿气。但后来想到当晚，宋成却记得：“我一直觉得那天挺冷的，我感觉是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