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比他小11岁。19岁就跟着他，为他堕胎三次，之后有五年没有怀孕。林燕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农民，他们的训诫是，认定的人就要跟一辈子。

　　林燕看上去小巧俏丽。她知道周庆春在外面打架吸毒，整日为此提心吊胆，“孩子生出来，要是他被抓被枪毙，孩子就没有爸爸了。”

　　她每天等着外面的男人回家，但男人每月至多回家四天，每天只待三四个小时，换件衣服就离开。女人摆上桌的饭一口也没动。

　　白天和晚上，他少有时间回家。从家里到往外走200米就是酒店，晚上玩累了，他直接和其他女人住酒店。

　　林燕自认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男人，有一段时间她跑到新加坡，躲了三个月，最终又“认命”回到了海南。

　　刚生完孩子的几个月，周庆春很少回家，整栋楼只有林燕和孩子两个人，黑黢黢的夜晚深不见底，孩子一哭，她整个人变得烦躁，歇斯底里地吼起来。

　　孩子五个月的时候，她想离婚。那时，周庆春的姐姐反复劝说，会把“完整的老公”还给她。姐姐信佛，坚持要带着他到广州的一家基金会学习传统文化。

　　孩子七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到广州做义工，林燕抱着孩子陪着他去做义工。当被问她为什么愿意一直跟着这个男人，她双眼盯着地板，沉默了片刻。

　　周庆春的说法是，孩子的哭声，妻子的吼叫声，让他陷入自我追问：女儿出生后五个月的时间里，周庆春没有抱过她，没有给她冲过奶粉或洗过尿布。

　　那次，他定定地站在家门口，愣了几分钟。回过神以后，又想了好多，想到女儿将来要长大，怎么做人。用他的话说，那个画面把他唤醒了。

　　女儿八个月的时候，周庆春带着母亲和妻子一起到基金会学习，课程结束之后他决定留在那里做义工。

　　过去，每次抱起女儿，女儿就要哭着挣脱他的怀抱，就像对陌生人那样。现在，他陪着女儿入睡，给她讲睡前故事，唱安眠曲。

　　这天夜里，她女儿发烧了，39度，他翻来覆去为孩子擦洗，用脸贴着女儿的脸，学着孩子的语气和女儿交流，想减轻她的痛苦。

　　第二天早上，在带女儿到医院看病这一问题上，夫妻俩上产生了分歧。妻子主张带孩子上医院，而周庆春反对打针吃药，他坚持要先用“土办法”，退不了烧再去医院，争执不下，最后他还是跑到附近市场买了几颗生姜，按照“土办法”在女儿胳膊上揉搓。

　　他常抱着女儿唱一首歌：“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里都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你要见到他就叫他回家”。

　　这首歌也是唱给他自己听的。

　　【三】

　　“龙坤三”离开了家乡海南，成为了“后学”。

　　“周老师是资深义工，做了好多年，比我们资历都老。”义工刘峻峰当着周庆春的面说。

　　“哪里，我是没事做的人。” 周庆春声音洪亮，看起来彬彬有礼。

　　从2012年开始，他在东莞和深圳做义工，母亲也从海南过来，一家人挤在出租屋里，来回搬家三次。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基金会的小院儿里度过，厨房和宿舍两点一线。

　　基金会开课的时候，周庆春清晨五点半去厨房，准备好当天的食材，做饭炒菜端盘子，当一天厨子。妻子则和他一起在食堂帮忙做饭，配菜，炒菜、打扫卫生、带小孩，做财务和采购，

　　一些在生活上遇到困惑的年轻人找他聊天，广东湿热，院子里蚊子多，趴在他胳膊上吸血，他和来访者站在基金会大院里的空地上交谈，不时用手挥打蚊子。

　　“我从未见过另外一个人改变得像他那么多。”刘峻峰说。

　　基金会里设有一个“传统文化师资班”，只有上过这堂课才有分享资格。周庆春一直不敢报名。原因是“师资班”有一个条件是必须写自传。起初他没有勇气写下那些“不光彩的过去”，又自觉没有什么值得一写。

　　“他是最有资格的。”刘峻峰说。

　　周庆春握着笔，颤颤巍巍写下几个字，遇到不会写的字，直接跳过去。再向其他义工打听遗漏的字怎么写。前后两天时间里，他写完了1000多字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