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的上世纪80年代，雄县人为了脱离农业，不再种地，首选的城市也是北京。张胜民说，当年他们村出去做生意的年轻人，全住在酒仙桥一带，“那时候全是荒地。”这些雄县人，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卖一些瓜子、花生和水果。

　　不过，在张胜民的印象中，这些人里只有极个别的留在了北京。比如他的一位同学，“最早在北京蔬菜市场卖菜，后来搞批发，现在站住了行业，每天飞来飞去的。”更多没有文化、也没有长远考虑的雄县人，只能抱着挣点钱过日子的想法，最后又都回到了家乡。

　　新区给小城带来了机遇

　　作为在外闯荡近30年的雄县人，张胜民最关心的不是房产，而是未来具体能够做什么。“听说有坐飞机过来买房子的，我们就乐了。政府这次（控制房价）的措施太好了，对本地人有好处，对未来的年轻人更有好处”。

　　张胜民告诉记者，他14岁时就辍学去了北京，一开始卖羊肉，后来又去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挣4块钱，乐坏了。”2001年时，他曾经干过一年包工头，结果由于不懂管理，底下的人起了内讧，也没有落着钱。

　　直到进入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当司机，张胜民才算摸着了门道。那段时间，张胜民做过车队长，也做过工会副主席。招进来新员工后，他就会带着这些人去北大清华听免费的课程，跟高学历的人接触，转变思维。

　　张胜民想过留在北京，但因为买不起房子，还是在2012年回到雄县。受上一家单位的影响，他把创业的目光投向了健康领域，atv，先后在县城内开设了一家净水机代理店和一家近视治疗机构，但一直不大赚钱。这次借着新区的机会，他又想到了两个创业点子，一个是餐饮，一个是包含保姆、招工在内的各类中介。

　　更多雄安的年轻人，从新区看到了商机。安子龙最近一直忙着在容城倒腾东西，车、车牌、公司营业执照都卖。由于最近的行政区划变动，包含容城字眼的牌照也被炒上高价。原来安子龙办理容城开头的营业执照只用了700元，但现在已经有亲戚想花两万元买下它。

　　为了转行影视不惜辞职的张明，在仔细研究雄安新区的发展规划后，也萌生了新的想法。张明告诉记者，他现在也想去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公司体验一下，因为这两类工作都能和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定位结合起来。

　　对于供职于中核集团的杨冰来说，现阶段只能靠转发“寻找张英森”的文章过过瘾了。这个被杜撰为在雄安新区成立前，卖掉老家住宅购买北京商住，并马上接到公司通知搬入新区的“2017年最悲催人物”。不过，杨冰告诉记者，如果集团公司选择迁入雄安，他必然会回来建设家乡。

　　雄安来了，原有的工厂怎么办

　　从新区成立的狂喜中逐渐冷静下来的雄安人，开始关注他们将要面临的一系列变化。

　　一份刊登在雄县政府网站的资料称，雄县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塑料包装印刷基地，2015年从业人员5万余人。但这些当地政府的纳税大户和就业支柱，也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在雄县做塑料生意的王强告诉记者，他平时会从北京天津拉来废旧塑料，然后化成半成品，再销售给雄县生产塑料颗粒的企业。他觉得雄县新区成立后，势必会关停这些有污染的企业，将塑料行业外迁。

　　“有能力的企业，有纳税记录什么的，政府可以给你划一块地，让你去（工业园区生产）。但是雄县的许多塑料企业是家庭作坊的形式，在家里有几间房，买两台机器就能干。以后（这类企业）肯定没戏了。”王强说。

　　将服装视为支柱产业的容城，情况同样不容乐观。安子龙家里的染布企业属于重污染行业，现在都快干不动了。“我们厂最厉害的那一年光环保罚款就交了300多万元，锅炉要做煤改气、煤改电，成本也上去了。”安子龙说。

　　在安新县城当教师的季英杰，现在很为他开工厂的弟弟担忧：“我弟弟37岁了，干金属有色干惯了。你再让他干别的去，不可能像岁数小的一样可以从头再来。”

　　除了这些需要政府解决的产业疏解问题，雄安人对于安置搬迁的问题更是格外关注。多位居民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关于雄安新区更为具体的实施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