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利：我一个人出庭的，父母年岁大了，身体不好，经不起打击，没来庭审，但都知道了这个结果。孩子还不知道我的事情，因为她太小，家人不同意告诉她。

　　重案组37号：这9年是怎么度过的?

　　郭利：孤军奋战。我在监狱里跟妻子离了婚，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由于各种恐惧、不安，家人都放弃了，出庭作证都回避了。原来理解我的人也不理解了，没人认为有希望。我完全靠着思想精神坚持到宣判。

　　重案组37号：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郭利：我相信自己是对的，必须为真理坚持下去，atv，甚至用生命来捍卫。

　　事发

　　“为受害的女儿而战”

　　重案组37号：如何发现奶粉问题?

　　郭利：当时孩子身体不舒服，带她去检查，医生说肾里有结石状态。我把孩子吃的奶粉送去检测，检测发现有问题。然后我去找商场，商场让我跟厂家谈。后来，我就跟雅士利和施恩公司谈。他们承认孩子是受害者，但只能给2000元(注：“三聚氰胺奶粉”医疗赔偿额被分三档：死亡患儿20万，重症患者3万，一般性治疗2000元)。但我给孩子看病和检测奶粉等已花了几万元。对方让拿出证据，我就搜集了很多证据，他们又找了我，签了40万元的赔偿协议。

　　重案组37号：后来又有了300万元协议?

　　郭利：之后我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又给我打电话，atv，说愿意继续谈，什么条件都可以。我就跟母亲一起去谈。我提出了自己的误工费和孩子以后的保险，写了个要求赔偿的协议。这是他们让写的，说是要讨论批准，只有看到书面内容才能拨钱。后来，他们约我到杭州拿钱，没想到我被打入牢狱。

　　重案组37号：对敲诈的质疑怎么看?

　　郭利：很多人都说我太贪了，过度了，但如今判决把这些说法完全否认了。我并没有找公司要钱，是他们主动送来的，公司主动提出赔偿，是天经地义的。我的孩子是受害者，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我为受害的女儿而战，没有为钱而战。我是通过为她而战，得到她应得的足够她一生甚至是她下一代人的赔偿，我不认为做得过分。

　　入狱

　　为清白不减一天刑期

　　重案组37号：2009年法院判决5年徒刑时的心情?

　　郭利：我是做好心理准备的，我知道在为什么战斗。

　　重案组37号：监狱生活是怎样的?

　　郭利：我坐了5年牢，没有任何减刑。减刑的条件是认罪伏法，配合监狱管理，我不认罪，在孤独和煎熬中，一天天度过。我的信念是，终有一天，真理再现。为了真理和清白，我宁愿一天不减。我记得很清楚，(2014年)7月22日服刑结束。因为那一天，我可以用法律武器，捍卫我的尊严和孩子的权益，当时没人相信我能做到，现在我做到了。

　　重案组37号：维权多年，有人支持你吗?

　　郭利：刚开始有，但越走人越少。就像长征一样，走到最后一回头，人都没有了。这几年，我一直在给自己做辩护工作，没有律师。我没有退路，只有往前冲。

　　重案组37号：你自己有变化吗?

　　郭利：5年监狱生活对我来说，是个耻辱。我现在生活艰苦，工作没了，平时靠亲朋的资助生活。

　　维权

　　不维权未必心安理得

　　重案组37号：女儿现在情况如何?

　　郭利：孩子现在跟姥姥一起生活，离婚后，我没了监护权，一般半年才能见她一次，这次已有九个月没见她了。她11岁了，经常生病，出现晕倒情况，很奇怪，查不出来具体病因。

　　重案组37号：后悔过维权行为吗?

　　郭利：我今年快50岁了，最好的年华用在了监狱和出来后的这10年。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我可能已经是个企业家，也可能在做慈善。此前有奶粉企业招聘我，但被我拒绝了。如果我不去维权，可能会比现在过得好，但未必心安理得。我虽然很惨，但没后悔过。

　　重案组37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郭利：接下来就按程序走，没有具体的方案。至于国家赔偿，该给的就要给我。无罪判决是第一步，我现在该迈第二步了。我想，人都要走背的，人的一生总有坎儿，我可能在50岁时提前走完了，后半生可能就像别人说的，你该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