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桥梁的使用寿命，除少数重点关注的世界级特大型桥梁外，绝大多数桥梁质量没有与工程造价的增长成正比，有些桥梁建成没多久就出现大修，有些通车几年就重新进行桥面铺装。”一位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最开始工作时，高征铨也被各种“赶超”“跨越”的口号感染过。为了提高工程速度，他把各种指标都控制在临界值。他甚至为了“给国家省点钢材”，搜索自己学习到的每一处知识，想要“抽掉任何一根还能抽掉的钢筋”。

　　如今，他却感叹“维护桥梁的工作量太大”。常年担任工程顾问的高征铨说，在工地上，自己“既有技术工作，也有人文工作”。

　　1993年，在广东虎门大桥的施工现场，工人在清理工地上的密林时，发现了虎门的古炮台。文物部门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要求停工，要先完成考古工作后再复工。

　　当时虎门大桥是广东省的重点工程，省领导多次到现场考察，询问工程进度。

　　“当时他们（工程负责人）认为自己是‘头号工程’，什么都挡不住。”高征铨回忆，“每次文物专家来工地时，双方都是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从小在北京长大的高征铨，曾经目睹过自己童年时经常在上面玩耍的城墙被拆除，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当即决定，“不能再一次对不起老祖宗。”

　　“文物背后是一个国家的历史遗存，在现场，必须尊重文物专家，要耐心听他们的意见。”高征铨后来被授权负责与文物专家接触协调，他规定在谈判现场，工程方只能由自己一个人发言，“其他人一说话老是觉得自己是重点工程，但是你必须深刻理解对文物有那么深厚感情的专家，他们真是把那些文物当成自己的命。”

　　即使已经过了20多年，说起这些事高征铨还是用手指敲着桌子，摆着头闭上眼，不自觉地提高了音量。

　　最后，双方达成了“先考古，后施工”的方案，为此工程停了18个月。在回北京的飞机上，高征铨碰到了来拍《鸦片战争》的导演谢晋。他告诉谢晋，“那些文物专家就像‘前清遗老’，但是我敬重他们。”

　　工地上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高征铨都第一时间出现在冲突现场，从中协调。他还把自己形容成工地上的“黏合剂”，任务是把工地上的每一个部分都联系起来，形成凝聚力。

　　高征铨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个造桥工地，他的足迹遍布从鸭绿江到珠江的大部分国土。在数不清的旅途里，他忘记过带老花镜，忘记过带换洗衣物，但他从没忘记过带上那堆又大又沉的行李：一台照相机、两台彩色打印机和整箱的相纸。

　　他把镜头对准了工地里的每一个人。

　　不管是指挥部里的总工程师，还是被汗水浸透衣服的普通工人，这个参与许多知名工程的桥梁专家，都会给他们拍上一张照片，然后打印出来，送到他们手上。

　　很多次，在被钢筋混凝土和大型机械的轰鸣声包围，空气里到处都是柴油燃烧味和钢材火星味的工地里，高征铨感到“所有人都像机器一样冷冰冰”。他想通过照片，给用数字衡量一切的工地带去一丝温情。

　　为了拍照，他每天凌晨就到已经选好的地点等待，那是“工人们的必经之路”。他希望为每一个工人都留下一份纪念，“每个人都拍上七八张，选最好的一张给他们。”

　　工人流动性大，有的两三天就离开工地。高征铨会把拍下的照片当天就打印出来，印上他们的名字、工程介绍，然后交给他们。

　　“盖一座桥要把大家的心拧在一起，让他们有参与感、荣誉感。”高征铨说，他会尊重每一个参与工程的人，“每一个工人都是一座桥梁百年寿命的关键点，用照片把他们的记忆留下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为了给工程参与者拍照，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高征铨已经用坏了十几台照相机。

　　三元桥改造工程时，他提前把所有的工程文件、施工规范规整成一份操作手册。他“几乎两个晚上没睡觉”，把数据又对了一遍。然后把这份140多页的彩色手册打印出来，发给了25位现场指挥人员。

　　这些手册都是“定制版”，高征铨会把在手册扉页印上某个人的名字，“让他觉得自己是这项工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