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基层警务人员扩张，但新进的警察队伍的法治素质和意识成了很大问题。他们遇到这类的情况，没有危险意识的预判能力。而这种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为可怕。

　　所有人都在讨论“辱母杀人案”——山东男子于欢因母亲欠债遭11人凌辱，怒将凌辱之人刺死，被判无期徒刑。

　　所有人都在愤怒。一审判决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义愤填膺、骂声如潮，甚至人们开始相互传播，“当社会把你逼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不要忘了，你身后还有一条路，那就是犯罪，记住，这并不可耻。”

　　这是绝望之后最后的反抗，当时的情境，已然无法要求去用理性面对。但司法的审慎，不能失去理性和公正。也因此，人们基于对法治那尚未丧失的信仰，期望接下来的开庭审理，能够给予那些绝望之谷的人们，一丝正义的温情。

　　上面这些，是“辱母杀人案”被媒体曝光之后，人们对个案正义的诉求。但更令人心生忧虑甚至恐惧的，不仅仅是一审判决可能存在的司法不公，而是案件发生时警察的不作为。甚至可以说，这才是导致辱母杀人案发生的催化剂。

　　正如有人所说的，比“辱母杀人”更为荒谬的，是警察已经身在现场，却既没有保护于欢母子，也没能保护追债人杜志浩，而是轻轻甩下一句话就转身离去。案件发生后引来的伦理、正义、量刑的讨论，都与此不无关联。

　　如果说，一个地方的警力弱到这种地步，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普通居民又该怎么办呢？

　　很遗憾，这样的现象，在基层非但不是个案，相反还极具普遍性。只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事情没有闹到“辱母杀人”这么大而已。

　　现实中，因为民间借贷而滋生的违法讨债，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基层警察的应对，往往也与辱母杀人案中高度相似。

　　如去年的一则新闻：2016年8月2日，河南省方城县居民李志国在自家楼顶跳楼身亡。原因是，“讨债公司”的一帮人在他家吃住7天，反复辱骂李志国，不让他睡觉，逼其还钱。而之前出警的警察所做的，仅仅是收缴了“讨债者”的木棍。

　　很多人非常自然地推断：正是警察的不作为，纵容了恶的继续，也让于欢彻底陷入了绝望，以至于以极端方式绝地反击。那么，除了重新审视司法裁判环节外，检视基层警察的生存逻辑，同样是“辱母杀人案”不可或缺的一环——并且，这很可能是防止类似违法暴力追债案再度发生的根本。

　　面对类似的暴力追债，警察不作为有两种表现，一是完全不管不问，二是管了，但程度不足以制止恶的继续。

　　前一种情况，背后折射的是基层警察“赞助式”的生存逻辑——在一些地方，由于警察的权限和威力比较大，游走在社会灰色地带的势力，为了能够获得相对的生存空间，便以利益“孝敬”、“赞助”基层警权作为他们日常行为。于是当类似追责事情发生，短时间限制了欠债人的人身自由后，即便警察接到报警也可能选择不管不问，直至发生恶性事件才会作为。

　　后一种情况，警察出警的效果有限，除了可能受到的利益污染外，跟基层警察本身的法治意识和危险预判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辱母杀人案”中的警察“不作为”，究竟属于那种情况，尚需要司法机关的全面调查，此时不宜定论。但即便排除警方同涉事团体有利益勾连，对后一种情况——即警方的“能力不足”，基本上也可以判定八九不离十。而这正是近年困扰基层执法更突出的问题。

　　据笔者观察，近些年基层警务人员扩张，但警察队伍新进者的法治素养和意识成了很大问题。扩张的过程中，将警务人员的门槛等同于普通公务员，直播，按照普通公务员考试的方式和内容进行选拔，成绩达标即录用。之后，对新进人员的培训也很简单，很多地方为期半个月的集训，也不过是培训一些应对小偷小摸的审案技巧，比如唱红脸和白脸的角色扮演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的基层警察遭遇极端情况，没有危险意识的预判能力。

　　就像辱母杀人案中，警察出警后，对危险的预判只是“不能动手打人”——他们也想不到，事态竟会闹到后来这样难以收场。

　　而某种程度上，这种能力不足，甚至比警察“涉黑”更为可怕。涉黑的毕竟只是少数，但本应阻止犯罪的警察，没有预判犯罪危险的意识，明知限制人身自由违法而不制止，如果这成了基层警察行事的普遍特征，那么公共社会运转的秩序底线，j2直播，将以违法的方式不断被突破，恶的潘多拉盒也将因此被打开。公民对自身安全的期望，将可能丧失法治的信仰，取而代之的很可能就是绝望之后的以暴制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