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警的是万江分局车站派出所民警单福华。2月17日，他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表示，他记得当天下着毛毛雨，雷文锋躺在肯德基门口，身上的衣服很脏，手臂有些擦伤，神情显得不正常。他问任何信息对方都无反应。

　　他把雷文锋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住院治疗了一周。这期间，医生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打电话告知了单福华。

　　万江分局指挥中心王熙胜警官说，警方并未查到雷文锋的户籍信息，也未联系到雷文锋的家人。他解释，全国重名的人太多了，仅凭一个名字查询信息量太少。

　　8月24日，雷文锋被车站派出所移交到东莞市救助站，交接表上的名字写的是“无名氏”，“人口信息管理系统查询情况”一栏选的是“查无此人”，经办民警依然是单福华。

　　单福华说，那天自己调休，实际上是一位陈姓同事去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经办人写的自己的名字，至于“无名氏”可能是因为陈警官“不太了解情况”，而“查无此人”是不能确认身份的意思。

　　然而，交接表上显示，交接时雷文锋不仅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准确名字。东莞救助站方面称，这些都是当着民警的面问出的，把这些信息补填到了交接表上。

　　对于在雷文锋报出自己和母亲的准确名字后，警方是否又进行了信息查询，王熙胜和单福华未给予正面回应。

　　单福华给陈姓警官打了电话，对方回忆，送去时，雷文锋“看起来身上没什么问题”。

　　然而，在雷文锋入站的第二天，东莞市救助站再次把雷文锋送到了医院。

　　东莞市东城医院的诊疗记录上写道，患者因“左足底反复溃烂，渗出半月余”入院，左足底见三处溃疡面，伤口内见大量脓性分泌物，局部充血、水肿，部分皮肤坏死。

　　雷文锋住院8天，接受了“抗感染、促进伤口愈合”治疗。9月2日的出院记录上写道，“患者一般情况好，左足肿胀基本消退，伤口愈合良好”。住院医师赖建中告诉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医院的临床出院标准并不等同于“全好了”，只能代表病情稳定，不代表就“能跑能跳了”。

　　他在出院医嘱中提到，患者需全休2周，禁左足剧烈活动，每周骨科门诊复诊2次。

　　赖建中说，他不记得后来雷文锋找他复诊过。

　　他变成了“25岁”

　　出院后，雷文锋回到了东莞市救助站，在这里，他度过了一个半月。

　　位于松山湖大道的东莞救助站受助人员生活区，分为男区、女区和儿保区，每个区域有约5个房间，每间面积约70平方米，内有12张单人床和一个卫生间。三个区域呈扇形围绕在一片设有篮球架的自由活动区周围。

　　救助站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回忆，雷文锋性格安静，没有过狂躁的表现，也没和其他受助者发生过冲突。他能自己吃饭和上厕所，但不和其他人说话。在男区，他有一张自己的单人床，救助站发放了被褥和洗漱用品。

　　救助站方透露，在雷文锋入站的当天，东莞市救助站将一则《寻亲启事》发给东莞电视台，内有雷文锋的名字、照片和被发现地点。这是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下发的《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中的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救助寻亲网站等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公布受助人员照片等基本信息”。

　　对于为何通过东莞电视台而不是全国救助寻亲网等更广传播范围的渠道发布，东莞市救助站卢健斌站长的解释是，“借助以往成功经验，电视台发布成功率比较高”。他认为，只要选择任意一种方式就算是符合《意见》的规定。

　　2016年8月24日，东莞市救助站与警方交接时，问出了雷文锋的名字，并补填到交接表上。

　　东莞电视台在8月28日至30日连续三天播放了这则寻亲启事，每次播放时间约为30秒。

　　与此同时，身在深圳的雷洪建和亲友们每天都刷新全国救助寻亲网，期待能有雷文锋的消息。

　　雷洪建说，他无心看电视，而且园区的电视也根本收不到东莞台。他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如果东莞救助站能在全国寻亲救助网上发布信息，说不定他早就找到孩子了。

　　卢健斌解释，他们向全国救助寻亲网上发布是“批量操作”，“有人手了就登，”由于“数据比较多”，要按先后顺序来。

　　截至发稿，全国救助寻亲网上没有雷文锋的信息。

　　上述《意见》还规定，对经快速查询未能确认身份的受助人员，（救助站）应在其入站后7个工作日内报请公安机关采集DNA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