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家吴景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产品质量纠纷，需要有一个第三方机构对车辆进行鉴定，然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权威的第三方，多多少少会跟汽车生产商有利益纠葛。”

　　超出关怀权限车主不得不诉诸法律

　　对于车子的两次损坏，郭子焉还认为，不管是谁的外力原因，在第一次简单维修后，绿地宝仕应该提醒车子在不正常状态下继续工作可能产生的连带损坏。“其实他们自己根本也不知道锁孔上还有感应器。”

　　针对这个问题，上述不愿具名的售后经理表示暂时无法回答，需要向店里的技术经理询问当时的情况。“据我所知，技术经理有提醒他盖子关上后最好就不要再打开了，但是我没有录音证据。”

　　南方周末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在绿地宝仕1月26日的维修工单和新增项目单上，没有技师的维修报告和零件更换的理由。

　　据上述这位业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维修技师不写维修记录是要被罚款的，这是宝马中国对4S店的考核要求；而更换理由是对服务顾问的，写上去是为了让对车不是那么专业的他们可以更清楚地跟客户解释为什么要更换这些配件。”

　　绿地宝仕方面表示，他们没想到郭子焉会在洗车店打开后备箱和敞篷，“如果谢先生完全认为是车子设计问题和修理厂的责任，这是说不过去的”。

　　事实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最后都由客户关怀部门来解决。“客户关怀部的工作就是安抚客户情绪，商量解决方案。但是没有一定条条框框，客户关怀的程度取决于很多东西，比如客户在4S店的消费记录，客户维权的决心，客户的职业等等。”这位业内人士表示。

　　上述不愿具名的售后经理也说：“并不是说外力原因造成的我们就不会理赔。一方面，谢先生是尊贵级别的客户，我们可以使用关怀权限。另一方面，这个锁孔损坏不牵扯很大的金额，算下来3万块以内。”

　　两次事故后，郭子焉为了保险起见，希望更换整个敞篷，避免潜在的损坏可能。“面对这个要求，绿地宝仕坚持只维修敞篷坏掉的盖板。于是我提出要么给我数据证明敞篷其余部位没有变形损坏，要么给我延长敞篷部分保修期限。”

　　上述不愿具名的售后经理对此表示：“对于坏掉的敞篷后盖，我们为他提供了申请保修的方案。但扩大维修范围以及延长保修期，金额高达17万，这个我们肯定做不到。”

　　这次协商无果，最终促成了2016年2月23日宝马中国的检测。

　　在绿地宝仕看来，郭子焉带着律师过来就是进入司法程序，不能再用关怀的方式对待，而是客观地讲道理，判定有责还是无责。

　　这解释了郭子焉认为的绿地宝仕日后态度转变，出尔反尔的原因。

　　可以说，自2016年2月23日宝马中国安排技术专家对车辆损坏进行检测起，郭子焉对绿地宝仕和宝马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逐渐加深，而绿地宝仕则认为郭子焉一直在提出新的要求，超出了客户关怀的额度。

　　最终，双方可能只有对簿公堂。

　　在中国撤诉把宝马运到德国

　　郭子焉和绿地宝仕的官司是一场修理合同纠纷，于2016年8月1日开庭。其诉讼请求包括，对敞篷后盖予以免费更换，支付车辆替代费和延长整车保修期两年。

　　事实上，郭子焉更想追究宝马中国不予保修的责任。“而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在庭上口头拒绝了我们追加宝马中国作为本案的第二被告的请求。”

　　拒绝的原因，郭子焉方面告知，法官认为保修纠纷应该与维修合同纠纷分开，如果诉求是保修责任，应该与销售者，即太仓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打这个官司。

　　根据2012年12月29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50号公布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四条，本规定所称三包责任由销售者依法承担。销售者依照规定承担三包责任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其他经营者的责任的，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其他经营者追偿。

　　负责郭子焉国内诉讼的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的黄麟律师表示：“这是法律的一个盲点，我的被代理人遭遇维修侵权，随之又产生保修纠纷，而法律无法兼顾。”

　　吴景明对此表示无法理解。“宝马和其指定的经销商肯定存在连带关系，一起告没有问题。”

　　2016年8月10日，郭子焉决定撤诉。“哪怕我赢了，最多也是绿地帮我免费维修，由于这是宝马不认可的保修，属于私下维修范畴，我可能会丧失日后对我敞篷的所有保修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