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月20日）有媒体报道说，河北定州泉邱二村原村主任孟玲芬被诉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职务侵占等七项罪名，因此被定州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5万元。一审宣判后，孟玲芬当庭表示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11月10日，保定市中级法院做出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据报道，当地检察机关对孟玲芬的指控犯罪事实达15项之多，而当地法院判决书的字数则接近5万。

　　5万字判决书的“主人公”，如果说能否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之尚可存疑的话，那么，这等判决书的用字量覆盖在一个村官身上，无论如何也不能算少。当然，根据报道，此（判决）书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也真不愧对5万的篇幅，判决书所指“以权谋私，强占土地，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其种种令人发指的作案细节，真可谓让一个村霸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5万字的坏事”自然不能在一天所成就，按照判决书所述，孟玲芬所为是在4年期间陆续、持续完成的。据报道，“自2012年以来，孟玲芬利用泉邱二村村干部身份，组织其丈夫、儿子、弟弟、外甥等家族成员，并纠集社会人员，采用暴力及恐吓手段，进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滥伐林木、敲诈勒索、非法占用农用地、诈骗、职务侵占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以孟玲芬为首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此外，起诉书、判决书也都详细罗列了孟玲芬在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违法犯罪所为的清单。

　　由此，人们也自然会问，如果一个地方的政治、法律机制及其机构的运作是正常的话，如果一个地方的治理结构及其机构的功能是正常的话，怎么会让一个如此毫不掩饰、公然作恶、视政治规则和法律规定为无物的基层恶霸横行4年、干了“5万字的坏事”？这样一个据起诉书、判决书所指罪行可形容为村霸的人，究竟是因为“霸”而当上了“大辛庄镇泉邱二村村务领导小组组长”且“行使村民委员会主任职权”，还是在当上了“大辛庄镇泉邱二村村务领导小组组长”且“行使村民委员会主任职权”之后才“霸”了起来，这两个问题及其答案无论为何，都足使人们深长思之。

　　细忖近些年媒体所披露的各路村霸的“霸源”和“霸根”，至少可以看出，村霸霸气之弥漫，是以普通村民的权利缺位和体制衔接松弛为背景的。从根上说，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和以集体名义行使的土地权利，变相赋予了村官处置土地的权力，这便是村霸产生的结构性根源。许多地方的村官之所以成霸且公开称霸，正是将其处置土地的权力与市场需求进行勾兑，以不当行权中饱私囊，开奖，先膨胀私囊继而膨胀霸气，再以霸气护住和继续膨胀私囊。

　　不少村霸把不犯上、不出事作为结构在治理体系中的自处之道。孟玲芬事发之因也正是打了河北电视台记者。从以往媒体对横行乡里的恶霸的调查报道看，许多民举官纠后的所谓村霸，所以能横行数年、作恶多端、“做大做强”，如上述孟玲芬在4年期间干了“5万字的坏事”，其实也是当地治理机制和机构失灵而致放任、放纵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村霸，因敢于以暴力手段相向村民，可以维持适于其横行且在表面上“不出事”的“秩序”，atv，还常常被认为是“能人”，甚至以其敛财之多而被认作“乡绅”，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实际上都为中国基层乡村治理提出了严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