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19岁的侄孙王松那天第一次见到他。他跑过去,紧紧抱住王琪,“我感觉并没有我想的那么生疏,那么遥远。”晚饭时候,桌子上摆着几碗浇汤面,“爷爷吃得很香,一碗接一碗,他的笑容看起来复杂难懂。”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见到王琪的情景。 2月11日晚上,西安的程杰从新闻上得知王琪将回村,第二天一早,他和朋友驾车两小时,带着两瓶陕西本地特产西凤酒出现在薛宅南村,但并没见到老人。他又开着车去咸阳,在咸阳的酒店见到了王琪和他家人,并把酒亲手送给他。“他的精神很好,陕西话说得也很好。” 但王琪已经记不起年轻时陕西有什么白酒,他不喝酒,只记得自己年轻时给父亲买过一种葡萄酒。“估计是陕西当时一个叫丹凤葡萄酒厂吧,很有名。” 回到咸阳第二天,王琪理好了头发,按照他们乡里的习俗,“洗一下,理一下”,等待回家。 “失踪”的弟弟 离家去国五十年了。 在王顺的印象中,三哥王琪年轻时高大强壮,高中时爱打篮球,直到进入体校依然坚持这一爱好,后被陕西省体委招去打篮球。 1960年,王琪报名到青海参军,被分到兰州军区第55师工兵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发生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不少大规模的冲突都发生在超过4250米的海拔上,中印双方均存在物流和补给不易问题。 王琪是工程兵,负责修路、修桥和去除路障,以便让后续部队顺利通过。 他的排长王祖国回忆,部队开始在兰州施工,后来到了青海湖边,此后直接开进西藏。进藏时,“全体从西宁坐敞篷车到达零下20多度的唐古拉山,很多战士出现了高原反应。” 1962年11月14日,“军队发起总攻”,他们当时驻扎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距离前线战场近百里地的原始森林里,就在要把他们连队派上前线排雷的前夕,忽然传来停战的消息。 战争结束了,部队准备撤离。但王琪不见了。元旦前一天,部队的人发现宿舍里只剩下他的被子褥子、衣物、牙刷等生活用品。 王祖国和营队三百多人在达旺地区的山上、森林、附近村庄,河流边找了一个星期,一无所获,最后无奈撤离。 王祖国让人把王琪的物品保存下来,以免人回来了,物品遗失。昔日的战友几乎每年聚会一次,每次见面,都不免提起“失踪”的王琪。 二十年家书 1986年的一天,在薛宅南村的王瑜第一个收到王琪寄来的信,上面写着他看不懂的“外文”。他只能让家人到咸阳找大哥王致远想办法。王致远通过外贸局的熟人辗转找到一个懂外语的朋友,像破译密码一样解开信中内容:弟弟王琪已娶妻生子,正生活在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偏僻的村落里。 “家书”多年之后,王琪向红星新闻讲述了那段“失踪”经历:1963年元旦放假,他离开部队去外面转,走了很远以致忘记回去的路。2号还在森林里,3号他听到了汽车的声音。那是印度红十字会的车,没想到对方把他拉到印度军队的一个防区,送进监狱。 监狱一待便是六七年。“每天就是吃饭、休息,只是(住的地方)没有光线。吃完饭,就去监狱的广场上待着,晚上再被关回去了。大家都用手抓着吃饭,我一开始不习惯,就用勺子。” “家书”他走失时身边没有带任何证明文件。出狱后,警察把他押送到印度中央邦的矿区蒂罗迪村,当年那是一片被湖泊和森林包围的荒僻之地。 在那个村子里,他在面粉厂打工谋生,后来又自己零售些粮食和调料。在监狱里他和警察笔划着学会了英文,出去后又艰难地学会了印度语。 1975年,王琪和村子里的一位印度女性苏希拉(Sushila)结婚。此后十年间,他们生养了两儿两女,但大儿子因为疾病不幸离世。 “家书”在热带的他国印度,王琪习惯了穿单衣拖鞋,手抓饭,很少吃到家乡的手擀面,只有碰到在印度做小买卖的中国人,才有机会说几句中文——他曾问他们要些中文的书本,以便不忘记中国话。 王松的印象中,自己的家族中有四位爷爷,分别是居住在咸阳的“咸阳爷”,苹果大户“苹果爷”,身体孱弱的“碎爷”,以及从未见过的排第三的“印度爷”王琪。王松从小对王琪的故事耳濡目染,“他的有关消息陪伴着我的童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家书”王战军说,小时候家里一直挂着“革命军属”的牌子,直到自己上小学的时候,家里才收到那封从印度寄来的英文信。 二十多年间的家书往来,王琪最挂念的是母亲和“回家”: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