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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芬说，因为路途遥远，身边又有三个小孩，一般是小龙放假到昆明玩。这位母亲在儿子2岁时离开村庄，她说儿子如今“内向”，也不和他亲近，母子间很少沟通。 去年暑假，小龙在昆明呆了四十多天，“说话总共不超过五句”，张小芬说。小龙回到老家后，张小芬打电话给他，他基本不接，甚至还把张小芬拉黑了。 因为生活负担重，小龙常捉泥鳅卖补贴家用，尽管也卖不了几个钱——后来村里种水稻的田少了，改种了玉米、花生和蚕豆，地里慢慢就没有泥鳅可捉了。
盐源镇中心学校。 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付贵生，希望儿子小龙通过读书走出大山。 “可能期望比感情高，因为他是老大，如果读书出去了，对弟弟妹妹也比较好。”但是小龙成绩不好，七八门功课加起来经常只考一两百分，比如刚过去的期末他考了152分。 “打骂肯定也是有的，也就那么一两次。”付贵生一边说一边搅动着煤炉，烧得火红的煤渣“哗哗哗”掉到煤炉里，他挖了一勺湿煤覆盖在上面，屋子里瞬间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 这个望子成龙的父亲，被村里不少人认为对小龙很“凶”。“教育小孩的方式不对。”村民高秀说。 生活窘迫，每星期30块钱的生活费，小龙将每一笔花销都记在记事本上，父亲回家时也会查账。村里的孩子对澎湃新闻说，如果账目不对，小龙就会挨打。 2月7日，澎湃新闻记者看到，里面记得最多的花费是方便面和米线，还有多笔一块钱的火腿肠支出——记账的习惯来自父亲付贵生的教导。 付贵生回忆，2015年除夕夜，他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和生活账目，坐在角落的小龙突然大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生在这个世上，让我活得这么累！” 事后，他翻来覆去地想儿子自杀的原因，总结出四点：读书成绩不好的压力；家庭情况及住处不好；因为社会抚养费的问题，父母平时都不敢回来；第四点是小龙认为他没有给够生活费。 付贵生本来打算回家过年，但他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大概腊月二十六七，他叫儿子向爷爷拿点钱去办年货。“我是让他爷爷暂时垫一下，到时候我回家再还，这个孩子就因为这些想不通……” 床上的毛毯色彩鲜艳，在灯光下越发显得刺眼。床边有一个黄色的床头柜，抽屉里放着小龙的身份证、课本和记事本……边上有两床被子和几桶食用油，进门的地方还有几袋大米，是前几天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送来的。 付贵生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儿子小龙带在身边抚养，但他转念又想，“可是在外面也进不了公家学校，一个小孩一年要交3000块钱学费。”他忧心忡忡地说，小龙的弟弟妹妹以后大约也只能回老家读书。 云南网2012年的报道显示，153万人口的镇雄县，是昭通市11个县区中劳务输出最多、留守儿童最多的县。
盐源镇中学校的教学楼。 2月10日，沙塘村完小的王校长告诉澎湃新闻，学校里一半以上学生是留守儿童。小龙就读的盐源中学有一个心理疏导室，副校长刘应富2月11日告诉澎湃新闻：学校两年前开设心理疏导室，安排了两个老师坐班，对相关学生进行心理辅导，但他们并没有发现小龙有什么异常。 在长期关注未成年人保护的律师郑子殷看来，留守儿童的需求和心结，隔代的爷爷奶奶和老师很难解开，这需要专业人士来疏导，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大的关注。“父母打骂孩子已经有了反家暴法，但父母对孩子的关心不足，在我们的立法上还考虑得非常少。” 小龙家的窗台上放着一个黄色的盒子，那是腊月二十八，付贵生给儿子买的新鞋。“买了一双运动鞋和一件运动衣服。”但付贵生还没来得及告诉儿子，“我朋友说有熟人到泰国打工，干满一年有二十万块钱，我打算正月回家来办护照，到时把衣服鞋子一起带回来给他。”
小龙墓地在离家一里路的梯田上。 但小龙不会知道了。2月1日，他被下葬到距离家一里远的梯田里，一百多位村民赶来为他送行。父亲给他买的新鞋子和衣服几天前也拿去烧了。2月7日，小龙的房间装上了明亮的白炽灯，将房梁上的蜘蛛网和坑坑洼洼的地面照得一清二楚。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