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这些适婚男性都选择与比他们年龄大的女性结婚，否则，如果他们都在自己年龄段内及其以下的年龄段找对象，中国未来就会多出接近3000万‘剩男’来。”翟振武说，这还是以正常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前提。如果今后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幅度缓慢，中国的“剩男”数量还会增加。

　　“剩男危机”“危”在何处

　　“‘丁男’沉积在低文化、低收入的贫困阶层，将加剧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同时还会威胁中国的人口生态安全。”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性别失衡问题将是影响中国人口结构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隐患。

　　“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由隐性走向显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引发‘婚姻挤压’现象。”王广州领导的课题组承担了国家卫计委委托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影响预判研究工作。他解释说，“婚姻挤压”的通俗理解就是有一部分人娶妻难或者说会打光棍。

　　王广州提供的1990年、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调查数据显示，中国35岁到59岁的男性人口未婚的比例大概在4%左右，“如果一个男性到59岁还没结婚，基本上就属于终身未婚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女性终身未婚的比例大概不到3‰。”

　　什么样的人会存在婚姻被挤压的情况？王广州分析，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往往首当其冲。1990年，35岁到59岁的、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男性占未婚男性总数的12.7%。2010年，这个比例接近15%。

　　此外，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剩男”。有社会学者按照“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的社会观念总结了一种梯度婚配模式。如果以甲、乙、丙、丁等表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行排序，按照该模式，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最后剩下的是甲女和丁男。然而，和“剩女”多为个人选择不同，“剩男”是被动单身。按照《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技术报告》，受到婚姻挤压的“剩男”或者“丁男”更多地集中在西部地区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的男性上。

　　“剩男问题的实质是经济与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农村贫困地区、贫穷家庭以及城乡的贫弱男性具有较高的陷入‘光棍危机’的风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陆益龙对本报记者说，人口性别结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市场，但更关键的影响因素是经济、社会与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刺激并加剧落后地区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

　　此外，王广州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女性“赤字”和低生育率将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

　　有社会学家认为，10至2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女性将更难就业。从长远看，光棍的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是一大问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剩男危机”的深远危害，不亚于20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治标”不易，“治本”如何破题

　　“如果未来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缓慢，不排除会对生育政策进行进一步调整；要扭转重男轻女观念，关键是提高城镇化、工业化、教育水平。”

　　为了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的现状，2002年11月，《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颁布施行，对胎儿性别鉴定予以明确规范禁止。从2009年起，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11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等联合开展整治“两非”专项行动，使得该类案件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

　　在翟振武看来，由于现有制度不完善和检测技术发展，胎儿性别鉴定越来越容易，检测双方的“你情我愿”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对“两非”的监管难度。

　　王广州对此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工作，为查处“两非”、保障妇女权益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出生性别比治理联动机制，加强卫生计生、药监、公安等部门合作，通过“全国一盘棋”的联防群治进行综合治理。三是搭建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出生性别比预警机制。他特别强调，要强化统计监测在综合治理工作中的基础地位，明确卫生计生、公安、统计、教育、民政等部门的数据统计职责，最终实现人口数据的跨部门共享和预警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