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百思不解：“我们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诉讼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没有违法的地方，为什么不给我们立案？”王恩林说，“就算不给立案，也至少该我们一份书面的不立案裁决。可他们什么都不给，明明法律规定7天是回复期限，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证据都不能被接受？”

　　如今，王恩林自己也说不清到底为何坚持这么久。

　　有村民质疑他是“为了钱”。但事实上，一审昂昂溪区人民法院判决齐化集团赔偿55户农民共计的82万元，平均每户不到两万元。而王恩林为了讨要一张证据，来回的车费、住宿费、律师费、材料费等就至少花费1万元。

　　对这个干泥瓦匠出身的农民来说，“做事就像盖房子一样，要有始有终”。

　　为了打官司，王恩林放弃了原来的生意，靠儿子一家接济。并不富裕的家庭几乎被王恩林这些年的“执着”拧干。

　　儿子王占凯提起父亲，一脸的无奈和钦佩，他不是没想过劝父亲放弃，但“劝也没用啊！我爸他就是那钻进牛角尖的孙悟空，非要把尖给钻破了才出来！”

　　王宝琴、吴宝春、杨振青、李殿奎、杜彦强、董景阳……和王恩林一样看不惯耕地被毁的十几个老人陆续加入到维权的队伍中。

　　“我们这是个‘老年环保队’。平均年龄60多岁，年龄总和接近1000岁，学历水平总和却超不出高中水平。”王宝琴自嘲。

　　年复一年，这帮“老家伙”在跟时间赛跑。

　　在白天不足8小时的齐齐哈尔冬天，7个老人约着凌晨4点集合，搭着吴宝春的二手五菱面包车，赶在政府上班前去“堵门”。

　　王恩林呼吸时从肺部发出嘶嘶声，重度肺结核曾折磨他3年，但官司一直没撂下。

　　最早和王恩林一起打官司的宋希平去世了。去世的前一晚，宋希平还在和王恩林通电话：“老王你再写一份村里违规开垦草原的材料，我明天交到法院去！”

　　和王恩林同年的吕生，电话里问候的第一句永远是“老三，最近身体咋样”，之后再问案子进展。“没他不行啊，他是我们的法律顾问！这案子没他早就黄了。”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王恩林。

　　茶余饭后串门，有村民推门进来便说起风凉话：“你们打了这么多年官司，也没见你们打赢啊！房子卖了！弄了那么多高利贷，欠了那么多钱！你说你们图个啥！”

　　王恩林一脸正色：“不能这么说，官司打赢是迟早的事！”

　　援助

　　10年前收到的一份法律援助手册改变了王恩林的维权路，他拨通尾页上的法律援助电话，电话那头连着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

　　从2007年起，这个国内唯一一家专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开始无偿为王恩林等榆树屯村村民提供法律援助。

　　但苦于8年未能立案，在2015年以前，该机构对王恩林的法律援助始终无法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

　　王恩林向记者回忆，曾有当地法院工作人员向他直言：“老王你回家睡一觉就明白了，这案子太大了。根据地方特色，不可能给你立案的。”

　　“是我们在赶着法律走。”王宝琴苦笑。齐化集团向榆树屯村水泡子的排污始于1948年，而新中国第一部正式环保法直到1989年才制定通过。

　　据刊登在《法制资讯》上的《2002年~2011年全国法院审理环境案件的情况分析》称，大量环境污染纠纷没能进入诉讼程序，2002年至2011年一审环境案件的收案数仅占同期一审案件总数量的0.2%。

　　“环保案件的诉讼成本高，专业性强，受害人往往举证困难，导致环境民事侵权案件不多。” 目前负责代理王恩林案件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诉讼部部长刘湘说。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律师刘金梅曾表示，该中心所接的10个案件中，可能只有一两个案子的受害人愿意走法律途径，大部分人对打官司没信心，特别是被告是政府或大企业时，大家觉得告不赢。很少有人能像王恩林这样锲而不舍地坚持10多年。

　　王恩林是张梦芯成为民间环保志愿者后所接触的第一个环境污染受害者。她曾接触过很多环境污染受害者，“大多数人，想请他们填写一个环境信息公开表都不愿意，因为要填身份证号，他们怕惹祸上身、遭打击报复，不敢站出来维护正当权益”。

　　在张梦芯看来，王恩林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敢站出来，坚决不承认污染事件存在的合理性，愿意承担追究污染者责任的义务，而且敢于行使向污染者追究责任的权利”。

　　2013年，因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度明显增强。两年后，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开始施行。

　　同年年初，榆树屯村终于等来了立案的消息。一头白发的王恩林抿着嘴没作声，眼泪却止不住地往下流。

　　王恩林逐渐从法律受助者变成了法律援助者。家门常年不关，40平方米房子简直成了村里人来人往的“法律援助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