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专业有每个专业的规范，不应该一刀切，笼统地来评价。更不应该由外行来评价内行。有不少学者都出现过，投稿时刊物是C刊，而发表时刊物等级降了，论文等级就被下降了。所以C刊目录给学者投稿造成了不少困扰，作者写好文章还要花不小的气力去研究刊物本身以投稿。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给刊物分等级的做法极不可取。学术刊物只是学者发表学术观点、表达学术态度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不能越位。”

　　陈才甚至认为，要取消刊物的等级，让刊物和学术各归本位。

　　一位985高校的学报主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少数国内知名大学学报，几乎是不考虑什么影响因子，什么C刊不C刊的问题。说到底，（新目录）是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任何一套游戏规则施行起来都有利弊得失，这要看参与者的积极性以及对学术的影响。现在很多学术期刊都参与到游戏中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有人排列前，有人落后。如果一些学术质量和声誉都有问题的反倒堂而皇之地跑到前面去了，那倒是有问题了。”

　　影响因子是“刊物风向标”？

　　若“影响因子”真能解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的“降位”，那么在两个月前“中国期刊未来论坛”发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中，《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可是进入影响力指数第一集团（Q1区）。同一份刊物，怎会有不同的“影响因子”？

　　“这可以理解，不同机构计算方式不同，影响因子自然不同。国内也少有机构公布过他们的计算公式。”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近年对“影响因子”展开深入的学理研究，“文章被引用次数越多，影响因子越高。但只用影响因子判断一个刊物，其实是不合理的。”

　　江晓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影响因子”最初是图书馆用来判断“买什么杂志最划算” 的参考指标，后来才慢慢发展为刊物水平的判断标准，甚至成为国际上通行的期刊评价指标。在他看来，长期强调并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科研人员尽可能将论文发表在国外高影响因子刊物上，不仅在学理上极为无理，而且对中国学术造成极大伤害。

　　“我举三个例子。一是影响因子高的文章依然会被证明是错的。有的文章本身荒谬，那么驳斥它的文章自然要引用它的观点，引用不也上去了吗；二是《自然》《科学》这些高影响因子刊物经常撤销论文。很可笑的是，这些撤销论文的影响因子很高，被撤销后影响因子也继续存在，甚至还会被他人引用。”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网站上，遴选标准和遴选两栏是空白。

　　反思当代中国学术生态之内核

　　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冠军看来，C刊新目录之所以掀起了这样大的媒体波浪，是因为它牵涉到了当代中国学术生态之内核。

　　“CSSCI对于始自1990年代中期的汉语学术之 ‘规范化’转型，确实有很大的功劳。也正是由于它的成功，在过去十几年间，它很快成为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质量的唯一评价标准：学者的职称晋升、绩效奖励，乃至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条件，全部在该标准下被精确量化。”

　　“这产生两个可怕后果。”吴冠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一是当C刊发表数量成为学术质量评价的惟一标准后，学者水平直接被C刊篇数所定义，而刊物质量被C刊遴选标准所定义，“学者和刊物皆被CSSCI ‘异化’。”

　　“二是C刊目录本身被 ‘异化’，围绕它逐渐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与权力链条。当下许多冲着CSSCI去的批评，实际上是冲着固化在CSSCI名下那个利益权力链条去的，冲着当代中国学界那个 ‘变态内核’去的。”早在2013年，孙周兴就专门“抨击”过学报体制内腐败的现象，披露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学报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居然串通起来相互引用，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实在无耻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