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墨西哥城司机帕迪拉最喜欢的季节，紫色的蓝花楹大片大片地盛开。但最近一个春天，十几年来最严重的雾霾让他喉咙剧痛、泪涕横流，每周有一天因限行不能上班。

　　去年12月初，居住在印度德里南部的弗洛什把家里两台空气净化器搬到了一间卧室，整天和孩子蜷缩在净化器前，离开时一定会戴着面具，因为“呼吸的空气变成了毒药”。法梅尔在自己的三居室里放了5台空气净化器，但PM2.5的浓度仍然高达每立方米300微克。

　　伊朗社交媒体达人雷扎经常在网上张贴雾霾图片以示抗议，但他不知道该给谁看，“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只会变得越来越糟”。他讨厌这座车多人多的城市，经常说“逃离德黑兰”，但仍然每天开车出行，大量抽烟。

　　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一样，德黑兰经常“消失”在厚毛毯般的雾霾中。每年秋冬，污染物被困在群山环绕的城区，像一位专横的母亲一样，不由分说地拥抱这座城市，让每个人无处可躲。

　　曾因空气污染而臭名昭著的洛杉矶和伦敦，用数十年的努力洗净了天空，但人类与雾霾的对抗远未结束。

　　空气污染已成为全球第四大死亡原因，仅排在不良饮食习惯、高血压和吸烟之后。2015年，约650万人死于室内外的空气污染。一项发表在《美国呼吸和重症监护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雾霾可能影响幼儿和未出生婴儿的健康，20%～30%的呼吸道疾病可能与空气污染有关。

　　新的污染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洛杉矶和伦敦的经验让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战胜雾霾，但那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1.2万伦敦人丧生

　　卡马雷纳至今记得，空气质量最糟糕的那几天，他刚到洛杉矶不久的5岁女儿指着远处的模糊影子喊道：“那是山吗？”而他不得不把汽车停到路边，揉着刺痛流泪的眼睛。

　　整个洛杉矶都在哭泣。

　　1943年7月26日，雾霾像一个暗沉沉的棕褐色窗帘席卷而来，笼罩在洛杉矶上空。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漂白粉气味，行人用手帕遮住脸，议员戴着防毒面具开会，时髦的女孩不时停下来滴几滴眼药水。新闻报道里都是“灼热、窒息、痛苦、扼杀”之类的字眼。

　　洛杉矶人引以为豪的阳光、雪山和果园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除了灰色的沥青、灰色的混凝土和灰色的天空，什么都看不见。二战中敏感的平民迅速发挥想象力，怀疑这是来自日本的化学武器攻击。但很快，他们就意识到罪魁祸首潜伏在自己身边。

　　第二天，洛杉矶政府暂时关闭了南加州燃气公司的一家工厂，但雾霾并没有缓解。政府随后禁止30万居民家庭在后院焚烧垃圾，仍然无济于事。这些办法并没有错，但光靠它们治理雾霾，就像试图用水桶排光游泳池里的水。

　　市长弗莱彻·鲍伦信誓旦旦地承诺在4个月内“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但研究人员花了近10年时间，才找到真正的“造霾者”。

　　上世纪40年代，洛杉矶街头有超过100万辆汽车，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多。在加州标志性的阳光中，汽车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很容易生成光化学烟雾，造成二次污染。到50年代中期，科学家已形成共识，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雾霾危机的主要因素。

　　那时的汽车，是“美国梦”重要的一部分。民众不愿意放弃心爱的汽车，制造商不想增加成本，政府则担心重挫创造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的行业。

　　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大西洋彼岸的“雾都”伦敦。

　　1952年12月5日到12月9日，当大量污染物被反气旋留在近地面，像一条“有毒的裹尸布”般将英国首都紧紧包裹起来时，见多识广的伦敦人并没有表现出恐慌和震惊。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早已学会了与这种“必要之恶”和平共处，甚至将其视为英国工业活力的象征，用自家壁炉烧煤取暖则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

　　然而，这次雾霾的严重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棕黄色的雾霾遮天蔽日，空气浓稠得像一锅豌豆汤，j2直播，全城交通瘫痪，人们举着手电筒和火把摸索回家的路，小偷和强盗趁机出没。能见度迅速降到3米以下，《茶花女》的观众看不到舞台上的演员，伦敦皇家医院的护士看不到病房另一头的病人。

　　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1.2万伦敦人丧生，殡仪馆的棺材和花店的鲜花一售而空，死于支气管炎和肺炎的人数增加了7倍。

　　在伦敦雾霾中沉浮百年的冷漠和拖延迅速消散，公众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解决问题，起初声称高死亡率是由于流感爆发的政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行动。

　　用半个世纪打赢这一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