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改进的，就是信息发布。难道信息及时更新公布，就仅限于发发预警吗？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了那么多年，如此重大的、关系到几亿人的公共事件，没有一场及时的发布会、没有及时站出来告诉公众应当注意什么、什么样的防护措施科学合理、这次或上次的雾霾成因如何、积累了何种经验教训？

　　其次，前面也已说到，雾霾从来就不可能是环保一家的事儿。比如教育系统，现在家长的呼声如此之高，能不能及时给出一个关于新风系统或者净化器的解释？各地的措施是否应当在更高层面上取得统一？又比如，能源结构的改变、替代，显然需要更多的部门协调进行。

　　其实，中国的环保起步并不晚。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就派出了代表团。彼时，美国刚刚经历1969年凯霍家河大火（受纳油污太多，这条河居然点火就着），日本刚刚经历1968年“水俣病”、“痛痛病”、“米糠油”事件三连杀。之后，中国建立了基本的环境保护制度；1982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成立。

　　但是，在经济的后发追赶中，环保逐渐成了落下的一课。中学课本给学生的谆谆教诲，是“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事实上，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才升级为环境保护部——这也是当年忽视环保的缩影之一。

　　历史上，他国的雾霾，并不是靠风吹走的，而是驰而不息、功不唐捐的持久努力。在与雾霾同行的日子里，人们没有必要过于相互指责。真正需要的，是取得共识，并共同行动。

　　面对猛虎，所有的恐惧与愤怒，最终都应当化为改革与行动的动力。把脑袋埋在沙里，希望通过提高标准降低红色预警天数，或者把雾霾推给气象灾害，那只能是无济于事的鸵鸟。英国、美国、日本、比利时……先行工业化国家用无数生命和痛苦换来的教训，应当为我们所借鉴。听过了那么多道理，人们有权利过好这一生。

　　毕竟，生活本身，就是政治。

　　文／云间子，环境学博士编辑／公子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