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低龄遗体捐献者，业内有不同的看法。司银楚说，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人体不同成长阶段的形态、脏器功能和发育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不同年龄段的遗体研究都有一定意义的，“另外可以从疾病成因、病理角度等分析儿童疾病，对医学来说是有帮助的。”

　　在罗一笑遗体捐献后，微博认证为“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晓东”的博主曾发微博表示，“捐献尸体用于医学教学非常值得尊敬，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但我个人不赞成儿童尸体用于医学院教学，面对孩子的尸体，医学生很难淡定，很难承受这种心理压力，如果不是作为儿童疾病研究，没有必要。”

　　探因

　　只能被动等待 多数捐献者的遗体不能到位

　　为什么近两万名登记捐献者，只有2097名遗体捐献到位？

　　简单来说，遗体捐献需要经过捐献者提出申请，公证，捐献者去世后家属通知接收站，接收站联系殡仪车接遗体，随后送往学校保存使用。在这一过程中，atv，“捐献者去世家属通知接受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天天打电话去问人家去世没有，这样太不礼貌了，所以只能被动等待。”首都医科大学负责遗体接收的王老师说，“翻翻此前的申请记录可以看到，有些捐献者的年纪已经很高了，但如果家属不联系我们，我们永远无法得知捐献者是否健在，是否有可能实现捐献，这些答案只能等待。”

　　因此，在首都医科大学的接收站，王老师会嘱咐捐献者与家人充分沟通，“只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才能真正实现捐献者的心愿。”王老师举例，前段时间有一位去世的遗体捐献者，直系亲属按照逝者遗愿通知了学校，但旁系亲属不同意捐献，为避免矛盾激化，最终学校取消了已经订好的殡仪车。

　　北京解剖学会秘书长司银楚对此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家属不同意捐献，我们是不能勉强的，遗体捐献是自愿的，充分尊重捐献者及家属的意见。

　　对话

　　上课前需向“大体老师”默哀鞠躬

　　对话人：首都医科大2012届临床专业生郑超

　　遗体捐献完成交由学校保管后，将以“大体老师”的身份在医学院的实验室内度过“延长”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作为首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的一名2012届毕业生，郑超回忆起大学时代的“大体老师”，仍记得第一堂课的紧张，以及对“大体老师”的无限敬意。

　　北青报：“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的称呼有何不同？

　　郑超：各个高校对于捐献的遗体都有各自的称呼,“无语体师”和“大体老师”都是相同的概念。在我们上第一节解剖实践课前，老师强调上课纪律，用到了“大体老师”这个称呼，此前也有听过，这是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所以我们也都这样沿用。解剖分为局部解剖和系统解剖，捐献的遗体就是用于系统解剖，帮助我们对人体有个整体了解，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在学习过程中对解剖、对人体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应当被尊称为老师。

　　北青报：课前有什么特殊仪式和纪律吗？

　　郑超：在准备上课前，老师会强调捐献的遗体来之不易，由于数量不是很多，我们要格外珍惜。要求我们尊重逝者，尊重大体老师，不能拍照、不能嬉戏。讲完这些要求后，我们集体向大体老师默哀，并鞠躬表达敬意。

　　北青报：第一次面对“大体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

　　郑超：我们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就有解剖课，前两个月是理论课，11月开始有操作课。十八九岁的年纪，对解剖除了好奇，其实还是有一定的紧张感的。所以在实际操作课开始前，我们会向高年级的师哥师姐询问上课情形，这样也就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当真正面对“大体老师”的时候，其实考虑心情的就很少了，更多的是在想要珍惜，把每一步操作做到位，不浪费机会。记得那会儿大家上其他课可能直接就去听了，但解剖操作课前，我们都会预习一遍，以便达到最好的练习效果。

　　北青报：上课的情形是什么样的？

　　郑超：上课是在学校的实验室，不陌生。全班分成四组，每组十几个人，站在大体老师两侧。老师会点出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接着我们就开始操作。大家会轮流进行，通过切割暴露后逐层去看肌肉和血管等部位。 就算课本是彩页，也跟真正看到的人体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些认知和技能，如果没有“大体老师”，我们是无法获得的。

　　本组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彭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