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盼

　　催债人竟以孩子作要挟

　　“你们谁是严敏（化名）？”严敏在武汉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去年初春，严敏在单位窗口办公，三名壮汉闯了进来，直呼“还钱”，吓得来窗口办事的市民目瞪口呆。三名壮汉说：“你老公在我们这儿借了500多万，现在到期了，他人没影了，这个钱他不还，你还。”严敏当时已和前夫离婚3个多月，而且她根本不知道前夫竟然背着她借了这么多钱。

　　当天，三名壮汉寸步不离地跟随着严敏，严敏无法工作，也不敢回家。到了晚上，三名壮汉仍然没有离开的意思，严敏只好报警。但三名壮汉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其他违法行为，民警建议对方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但也没办法阻止对方跟着严敏。在三名壮汉的“看守”下，严敏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坐了一夜，第二天回到单位，三壮汉仍然尾随其后。朋友们偷偷叫来一辆车等在办公室门口，严敏谎称上厕所，趁机坐车离开。

　　回到家后，家门口被红漆喷满了“杀”“死”的大字，讨债人天天闹事，严敏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班也上不了，家门也不敢出，曾经数次想自杀。讨债人还悄悄找到她儿子的幼儿园，威胁老师把孩子交出来。严敏不敢独自去幼儿园，只得叫上几位表哥，才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

　　“现在只要听到门口有一点声响，我儿子就会把手放在嘴边——‘嘘’‘嘘’，要大家安静。”谈到儿子，严敏不禁哽咽起来。

　　前夫举债1200万后失踪

　　严敏与前夫徐琪（化名）是大学同学，两人恋爱6年才结婚。婚后，徐琪辞去稳定的工作创业。严敏的父母拿出毕生积蓄60万元交给了徐琪，严敏还将陪嫁的房子做了抵押贷款。“从银行借的300万我是知道的，也是用我的房子做的抵押，所以这笔债我认了。但是其他钱，我毫不知情，凭什么要我还呢？”

　　虽然严敏声称自己对前夫的巨额借债毫不知情，也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家庭开支全部是她的工资在负担，但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以下简称24条），认为这笔钱是在她和前夫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借的，那么她和前夫就要共同承担这笔债务。

　　徐琪做生意这几年，家庭开支全部是严敏负责的，徐琪一分钱没交过，孩子一天没管过，生意做得怎么样，也从不回家说。后来，两人协议离婚，没想到离婚才三个月，1200万元的债务突然冒了出来，而徐琪也消失了。“如今我无家可归，每月工资全部被法院强制执行，治疗抑郁症的钱和养儿子的钱，都是父母朋友接济的。‘24条’保护了无辜的债权人，可我和我的孩子难道就不无辜吗？”

　　“24条”不能机械适用

　　“‘24条’存在“三大错误”。”中国婚姻法学会理事、长期从事家事审判的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王礼仁认为，“24条”中，以“婚姻关系”作为债务推定的根据或基础错误；无条件保护债权人的立法目的和范围错误；逻辑结构和举证责任分配错误。“如果直接适用‘24条’就可能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j2直播，任何债务往里装’，以至于很多无辜的妇女孩子受牵连。因此，‘24条’应当废止，重新构建科学规则。”

　　王礼仁认为，在“24条”废止前，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用“判例抵制”，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时抛弃或绕开24条推定规则，直接适用婚姻法41条及相关法律和法理判决，“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陈新文庭长在2015年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也强调过，不能机械适用‘24条’。”

　　具体说，就是对一方举债，认定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坚持婚姻法41条——是否用于家庭生活。举证责任上，除婚姻法19条规定分别财产制外，对于共同财产制下的没有约定为个人的债务，如果举债人要另一方承担责任，必须证明借贷是用于家庭生活。

　　根据法理，夫妻间当然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日常家事代理在夫妻借贷中，就是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贷，一般多为小额借贷。重大家事应当共同决定，婚姻法解释（一）有明确规定。巨额借贷属于重大家事，自然需要夫妻共同签字，也就是共债共签。

　　没有共同签字的巨额借贷，对于没有举债的夫妻一方来讲，完全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化解风险责任。也就是说，本应当共同签字的巨额借贷，举债人和债权人单独借贷时，举债人和债权人就必须证明其借贷用于家庭生活（包括家庭经营），另一方才能承担责任。为了保护善意债权人，债权人能够证明自己有理由相信属于夫妻合意的，也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实践中难度很大。通过举证责任分配，可以把风险转移到举债人和债权人身上，有效杜绝虚假债务和违法债务。

　　同病相怜者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