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传播内容由从前的书籍、光盘等实物性的“淫秽物品”，变成了电子书、音视频文件等“淫秽电子信息”，现在则进一步发展为不能再现的(除非录制)、实时的视频聊天，传统以“淫秽物品”为中心构建起来的反色情法律体系已“力不从心”。

　　二是社交平台去中心化、弥散化、匿名化、大众化、以及平等自愿参与等特征，为行政管理和司法介入设置了层层障碍。面对这种情况，司法机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已尽可能加大了规制力度，譬如将非实物的“淫秽信息”扩张解释为“淫秽物品”，对涉及儿童色情的淫秽物品犯罪降低入罪门槛等等。然而，对于类似的“无被害人”的市场化行为，一味加大打击及规制力度很难收到预期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过度规制还会对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公民信息获取与表达自由的实现、个人隐私及公民身份信息的保护等重大价值构成潜在威胁。即便对于未成年人本身的社会化进程，过度规制也未必全然有利。

　　“未成年人成长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不检讨、不改善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交友状况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仅指望加大网络色情管制力度来解决未成年人问题，可谓本末倒置”，赵军说。

　　保护未成年人：“外划底线，内增免疫”

　　社交网络兴起后，未成年人在互联网中遭遇不良信息侵害的现状也引起了政府部门和互联网企业的关注。

　　2016年12月，文化部出台《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文化部市场司网络处沈婧在2016年12月24日召开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犯罪预防研讨会会议上介绍说：“在这里面对未成年人也有单独的条款，要求加强未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参与的网络表演不得侵害未成年人的权益，这是我们近期开展的相关工作。”

　　目前正在征集意见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第二十二条规定：“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注册，有效识别未成年人用户，并妥善保存用户注册信息”，对第三方平台对用户年龄识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我们是同意使用身份证来进行实名注册的，我们认为采取了身份证就进行了实名注册”，沈婧在会上说。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教授则观察到，现在很多未成年人特意不用微信，而都在用QQ。“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用微信父母都看，QQ父母都不太用，所以这样可以不让父母管住他的生活”。姚建龙说，在网络时代需要尊重未成年人的成长规律以及网络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社会化方式的特点。

　　对于小冬案例中的情况，姚建龙告诉中国青年网记者，这类色情QQ群视频的存在无疑已触碰底线，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在防治上，应倡导“外划底线，内增免疫”的模式，而不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单纯的隔离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