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钱鸿宝、郭雅琴主张补偿及赔偿的项目和数额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因其子钱辰飞死亡，应当获得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赔偿；钱鸿宝、郭雅琴中年丧子，其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损害，应当得到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根据二人的诉请，确认各项费用共计40万余元。

　　综上所述，法院认为，钱辰飞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救助他人生命的行为，不仅符合公序良俗，更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应当予以肯定并加以弘扬。冯明旭作为受益人，应对钱鸿宝、郭雅琴进行补偿，因冯明旭系未成年人，且无经济能力，故由其监护人冯季茂、柳海蓉承担补偿责任。结合冯明旭、冯季茂、柳海蓉家庭经济条件，酌定其补偿8万元。王庄煤矿对采煤塌陷所导致的不安全因素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承担20%的赔偿责任，赔偿8万余元。

　　如何对待未成年人见义勇为

　　一起因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救人溺亡引发的诉讼，随着一审法院判决，暂告一个段落。但是，因该案引出的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应当如何定性和评价的争议，并没有结束。

　　法院判决并未涉及钱辰飞的行为该不该认定为见义勇为。对此，承办此案的法官表示，钱辰飞救人的行为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要求，但见义勇为并不是一个法律范畴，法院无权在审理和判决时予以确认。虽然该案的证据已经能够表明，钱辰飞确实是在营救小旭的过程中溺水死亡，但其行为是否符合“见义勇为”的标准，还需政府相关职权部门认定。

　　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事件，全国每年都会发生几起。对于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行为，该不该授予“见义勇为”称号，争议颇多。一种观点站在传承和弘扬传统美德的角度，认为未成年人的救人举动符合见义勇为的认定要素，就应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并享受相应待遇；另一种观点则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出发，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行为持不提倡、不鼓励的态度，认为对未成年人来说，面对突发事件时，更重要的是保护自己，尽可能避免伤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更值得鼓励的应该是“见义巧为”和“见义智为”。倘若在政策上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加以评定，可能形成政策暗示与鼓励效应，让未成年人陷入险境。当然，不从制度上评定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并非否认见义勇为的价值，也不是否认这种精神，而是为了向孩子们传递一种自我保护意识。

　　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见义勇为，主要是看其行为是否符合构成见义勇为应当具备的两个要件：一是从目的上讲是否是为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二是从行为上来看是不是抢险救灾，救助他人，或者是挺身而出跟违法犯罪作斗争等。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只要具备这两个要件，就应当认定为见义勇为。用年龄来否定未成年人已经实施的见义勇为的行为，不授予未成年人荣誉称号，是不对的。至于宣传方面，可以进行正面的引导。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也曾公开表示，未成年人实施了见义勇为的壮举后，对于见义勇为的事迹可以不广泛宣传，但是事实和性质不容置疑。在确实存在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事实时，对未成年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要慎重处理，一方面坚持不提倡、不鼓励、不宣传的态度，不进行公开的表彰和宣传；另一方面，基于“举轻明重”的法理依据，按照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规定进行适当奖励的规定，对在见义勇为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更要及时进行必要救助。给予救助、优待，不意味着“鼓励”。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损害未成年人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法律信仰，甚至会出现心理问题或者行为问题。因此，在法律执行中要人性化执法，而不能僵化和教条，这是法治精神的要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