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村干部到我家说修水库的事情。那个年代，全国各地发动人民的力量兴修水利工程。去修水库每天只能拿3元工钱，但迫不得已我只能选择去，去了才有赚一点钱的机会。我在工地拉车子，一车土半吨，运一次要走十多公里，一天拉三个来回。我还在工地做过修车工、炊事员。当修车工是因为工地的一场大火，当时我没围在营长周围要赔偿，而是申请修车解决生产的问题。

　　我是营里最后一个拿到赔偿的，营教导员对我的行为特别赞赏，他把剩下的赔偿款比如粮票、布票什么的都让我领走。没想到这些赔偿变现后有1000多元，吵着要赔偿的工友也就拿到几十块钱，我不吵不闹还忘了要，却得到这么大一笔赔偿!更奇妙的是，在营教导员的帮忙下，我在江西被民兵夺走的白木耳，按收购价——比市场便宜了三分之一，卖给了政府。这让我彻底还清了乡亲们的欠款。那段时光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时光。

　　修完水库，我到莆田大洋农场做果苗技术员，这期间偶然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向我讨一口井水喝，我知道暑天口渴如果猛喝生水，一定生病，我就把自己的一大茶杯凉茶拿出来请他喝。考虑他要走的路还远，我请他留下休息一晚，还可以帮他搭班车。后来我知道，他是山兜农场的场长，名叫王以晃。当时只是出于怜悯，但王以晃感恩在心，后来他坚持请我到他的农场当销售员，卖树苗。我1973年春到他那里，不到一年就摸清了销售的窍门。我和村民商定，卖一棵树苗我拿20%，80%给他们，这样整个村子的树苗都是我在卖。到1975年我足足赚了6万元，当时有这么多钱也不敢露富，全藏在家里的床铺下，铺了厚厚一叠!王以晃是我此生第一个好兄弟。

　　曹德旺进入了玻璃行业，带出了一支队伍，创造了今天的成就。

　　1976年，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回到福清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采购员。也因为这个工作，才有了后来的福耀。高山镇异型玻璃厂从创办起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对玻璃厂的情形，我非常了解，这是一个能赚钱的企业的。因此，1983年4月，我向镇里承诺，到年底上交6万元利润，上交剩下的，我拿40%，高山镇政府拿20%，其他作为固定资产，最终我没掏一分钱就承包了玻璃厂。我一年内把水表玻璃销量从几十万片变成了200万片，工厂净利20多万元，我个人赚了6万元。

　　198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武夷山玩，顺手给妈妈买了一根拐杖。当我肩扛拐杖准备坐进雇来的小轿车时，司机训斥说：“你小心一点，别碰坏了我的玻璃，几千块钱一块呢，你赔得起吗?”玻璃能值多少钱?这个汽车的玻璃有100元就够了，哪可能那么贵?但他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好奇。回到福州后，我到几个汽修厂转了转，发现那个司机的话一点不假，汽车玻璃就是几千一块!这让我无比震惊，因为汽车玻璃的成本绝不会超过200元。

　　我还发现，在这个暴利的市场中国却连一个有影响的品牌都没有，中国汽车玻璃市场完全被日本和欧美的企业垄断。外国人卖这样的价格，atv直播，说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做不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中国人应该有一块自己的玻璃，应该有一片从自己的玻璃看出去的天空。

　　曹德旺有一个“中国梦”

　　1986年，我40岁那年，我们筹备生产汽车专用玻璃。我的思路是吸引资金、形成产品、然后把产品推向市场。因为当时国家鼓励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我们作为专业汽车玻璃制造厂(还没生产)，意外获得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的投资。其实，我们最大的难题是产品，我们没有生产汽车玻璃的成熟技术和人才，和外商比我们连入门的资格都没有。因此，那段时间我们满世界找技术。听说上海耀华玻璃厂有一套旧的汽车玻璃设备图纸时，我们连夜赶到上海，花了2万元买下全套图纸。紧接着，我带队到玻璃制造设备最先进的芬兰考察，弄回了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先进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