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被判入狱却逍遥在外的贪官墨吏，可能不会想到，“保外就医”这一“免坐金牌”，如今也有失效不灵的时候。

　　据媒体报道，2013年以来，江苏省检察机关对保外就医的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类犯罪组织复查，逐人见面、重新体检、监督纠正了违法问题100件，徐国健、陈耀南、胡剑鹏、周秀德等4名厅级及以上干部，被督促收监执行。

　　不止是江苏，2014年中央政法委《意见》发布后，在陕西等地，一些“保外就医”的官员也被重新收监。

　　“历史不忍细读”。细细翻看这些官员的“狱中风云”，绝对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原省委常委的徐国建，原本判的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3名厅官也都是无期徒刑，然而，凭借着不明就里的“表现”，他们屡屡减刑成功，凭借着“保外就医”，重回自由之身，真正的狱中生活，不过区区数年而已。

　　保外就医，原是一项富有人情味的制度设计，也是人本理念的直接体现。

　　在刑事诉讼法第254条中，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监狱法》第25条、《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2条，则规定了无期徒刑以上也可以保外就医。

　　具体而言，只要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即可。

　　问题在于，这样的制度设计，atv，在实践中，并不能经得起冲击和考验。很多罪犯，尤其是官员，即便是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也只要事先做点功课，捞到“减刑”资本，一旦进了有期徒刑“区间”，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保外就医”。徐国健虽说是被判了死缓2年，但执行刑期还不到8年，便已“在外就医”，简直比减刑、假释还“方便”。

　　不过，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这对普通人而言，多少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对于曾经手握重权的官员而言，这却不是多难的事情。

　　最大的漏洞，其实还是出在“一支笔”上。定罪量刑由法院经复杂的审判程序作出，而保外就医的批准权，则握在了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手中。这些不是司法审判机关的职能部门，区区一个签名、盖章，便能将审判活动效果“打折”，俨然是“准裁判者”的角色。而相对简易的程序设计，也带来了被腐蚀和干扰的现实危险。

　　如何才能避免“保外就医”的痼弊?关键须把好“立法关口”。

　　通过法律修订、司法解释等途径，尽可能地堵塞制度漏洞。尤其是《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及附件《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26年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很多地方已跟不上形势，亟待立法修缮。

　　具体而言，应细化“标准”、提高“门槛”、拔高“等级”，明确规定非特定犯罪类型、重刑没达到一定程度，方可“保外就医”;在医院诊断证明上，还应导入第三方复查机制，防止“一家独断”。

　　当然，在审批层级上，也应构建公检法联审机制，atv直播，而不是由公安机关“一锤定音”。

　　当然，阳光是最好防腐剂。执行上“开放、动态、透明、便民”，“保外就医”才不会“雾里看花”，才不会被“歪嘴和尚念歪经”，才不会沦为少数官员的福利“后花园”。

　　文/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