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亚拉：有这样的情况，上一个星期还碰到了一个人，安排我给他做治疗的时候，他的女儿就说“不要你给他看，要是给他弄瘫痪了怎么办”，她以为我是来学习的。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后来有其他病人告诉他说我很好，他就回来找我看。现在也还会碰到这样的，以前更明显。

　　我在成都的一个病人，当时他进来了说找中医，进来看了是一个外国人就吓坏了，是真的就吓跑了。在护士台那里，他说“我就是来找中医的，结果我看到一个黑的在里面”，护士给他解释说这是我们请来的专家，我也跟他说“我给你看，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就不收钱”。第二次他觉得好很多了，后来还把他的妹妹和妈妈都带来让我看。

　　还有1991、1992年的时候在广州，我一个星期都没有病人，有的病人顾虑说这个人会不会说广东话，懂不懂中医啊，我还是不着急，就耐心等着，等第一个病人来了，我就给他治疗。当时一周只有一个病人，十天之内看了两个病人。

　　希望在非洲建中医诊疗中心

　　北青报：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回国？

　　迪亚拉：在中国只是想把中医学好，读本科和硕士时候都是公派，但是博士不是。本科毕业之后国家想让我回去工作，但是我觉得水平不够，那时候正好在慢慢领悟中医，于是各种交涉之后同意我继续读研究生。研究生读了之后，我还是觉得没学到家，因为中医有各个门派，南北东西都有自己的特色，我在广州学习后，觉得还是要到四川学巴蜀派的，但是政府不同意说必须回去，说不回去的话所有的优惠、奖学金、来回机票等都没有了，我还是说没关系，我说我宁可不要。

　　北青报：那后来读博士的学费都是自己出的？

　　迪亚拉：读博士都是自己掏的钱读书，每个学期3720美元，是这个代价读的，都是自己的钱，我还是咬着牙学。只要是能够学，比什么都重要。当时我是第一个外国人学中医的，所以也没有标准，当时中国学生每学期学费是3000人民币，我就交了3000多美元。

　　北青报：以后有什么打算，会继续留在成都或者中国做中医吗？

　　迪亚拉：应该不只待在中国，因为现在中医在全球都得到了认可，有很多外国人都开始接受中医，希望在成都和其他城市有国际的中医门诊或者病房可以接受外国人来中国接受治疗，但是这个行业的外国人几乎没有多少，我希望在其他地方多些这样的机构。同时也已经在跟几个同学策划，在非洲成立中医诊疗中心，可以把科研、教学、医疗相结合，培养那边年轻的医生，开奖，如果可以成立，我也可以在那边，可能会两边跑，具体怎样还不确定，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

　　文/本报记者 郭琳琳

　　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