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网站讯 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2016中国经济学奖”的颁奖典礼暨第二届思想中国论坛，于12月4日在北京金茂万丽大酒店隆重举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铮表示，2008年的4万亿的背后是金融控制的放松。原来地方政府不能借钱，现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能借钱了，金融控制的放松导致的结果是表面上2010年我们要放出去4万亿，结果放了40万亿。中国的地方融资平台不仅是债务端的扩张，如果看资产端的话扩张的更快，资产是70万亿，资产端的扩张为什么这么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隐性资产的显性化。由于过去几年，土地和房价的上升，进一步推动了地方融资平台国有大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这是背后的主要推手。

　　以下为宋铮演讲实录：

　　首先，感谢这次活动的举办放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让我站在这里跟各位师长和同仁讲一讲我这几年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基本上是基于我和我的合作者们过去这些年来一系列的研究。

　　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到200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这段经济增长创造了很多的成绩，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的视角来看这个现象，他们对这个现象往往会有一些困惑。

　　大概有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事实上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都比较弱，中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如此强劲和持久，不说是独一无二，也是凤毛麟角，问题是为什么。二是中国的经济制度从西方的视角来讲，往往是不够完美，为什么在经济制度还有很多缺陷的土地上能创造出这么强劲的增长呢？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家和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里做各种各样的尝试，atv直播，最有代表性的是今天两位获奖教授的研究。

　　在制度方面的探索还有很多，我们的视角是从普惠和特惠的视角讲中国经济特殊的地方。我是做宏观经济学研究，我从我的特长来谈一谈我对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题目的理解，如果把制度问题搞清楚以后，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表现，大概可以把中国的宏观经济看成是一个颗粒状的经济，以前讲宏观经济，企业和个体都是原子结构，最近十年国际贸易里面有一种说法，说经济不再是原子结构而是颗粒结构，你只要把握住经济当中几百家大的企业，就把经济搞清楚了。我感觉，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不管从怎么样的视角讲中国的制度，离不开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介入。地方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介入造就了有中国特色的颗粒状的中国经济，搞经济的有大量的省队、市队、县队、乡队，这些经济体规模很大，非常活跃，不仅有国有经济，而且大量是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介入下的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同样非常活跃，导致的结果是在宏观层面上中国过去30年的特征是高投资、高增长，在微观层面上研究中国有两个主线，一个是制度从激励角度看中国，还有一个从资源配置角度看中国。大量微观的数据告诉我们，过去30年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仅在宏观层面上有高增长，在微观层面上资源配置效率有很大的改进。

　　看一下数据，图上这是160多个国家的可比数据，从1990-2010年。宏观经济学彼此之间的观点通常非常鲜明，很难达成共识，有一点基本上是每个人都同意的，就是高投资一般会有高增长。图上黑色的直线告诉我们，投资多少大概可以知道经济增长的底线在哪里。这160多个国家，大概只有个位数的国家是高投资但是低增长，是低于这条底线的。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面做的相当不错，图上红色的点是中国，中国不仅是高投资高增长，而且是明显高于底线，说明中国的投资效率在这30年里面非常不错，这呼应了2006年白老师、钱老师他们写的文章，关于中国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在前30年里中国的子报回报率不仅高，而且高的很持久。

　　从微观角度来讲，最近一大批微观数据也揭示了前30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不管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做的不错。看一下左图上的对比，印度这个企业基本上没有成长，不管在这个经济体持久多少年，大小跟刚进入的时候的大小差不多，美国的环境比较有活力，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企业的规模也在迅速的上升，企业年龄从10-15岁，大小是刚进入企业的1倍以上，墨西哥是在美国和印度之间。看一下中国前30年的情况，用2007年中国的工业企业数据做一个相互对应的研究。右边的图，中国民营企业成长远远好于印度民营企业的成长，随着比不上美国，但是也相差不远。另外一个指标是资源配置效率，过去十年里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是关于错配，因为有大量的丰富的微观企业数据的出现，导致我们可以用一些统计的方法来测量经济体里面错配的程度有多少。主要的测量程度是看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边际产出有多少差异，理想的经济体里，每个企业的边际产出都是一样的，这个整个经济的产出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