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没有想好，要抽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张焕枝选择了回避。

　　22年来，作为母亲，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落在儿子聂树斌头上的“强奸、杀人犯”几个字“去掉”。为了这个目标，她走过河北、北京、山东、辽宁。12月2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的警车终于将她送上了回家的路。

　　亲友、律师、村书记、“一起告状的朋友”、媒体的电话和短信轰炸了她的老人手机。外界的关注和祝贺让她确定——“终于把清白争回来了。” 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历经二十多年申诉再审之后，张焕枝觉得，终于可以带着公平和公正回家了。

　　号啕大哭

　　听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读到，“聂树斌无罪”时，张焕枝号啕大哭。

　　一起参加开庭的妹夫对张焕枝的痛哭印象深刻。2005年，当河南商报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传进聂家，张焕枝也曾这样痛哭。

　　“今天是高兴、激动的。”张焕枝一字一顿强调。痛哭似乎真的一扫此前的阴郁。最高人民法院安排了警车送她一程。在开往沈阳北站的车上，此前接受了将近2个小时采访的她，打开关闭的手机，靠在座位上，听女婿张聚军一条一条读出未读信息。

　　听着各种信息，坐在后排的随行家人议论：“陕西也知道这个事？”“全国都在直播呢”“法国的，问什么时候有时间”……

　　作为72岁的申诉人，张焕枝早已经是“老花眼”，更多时候她只能靠听。

　　一直低头看手机的律师李树亭突然扬起手机，“河北高院回应了，”他转向后座的张焕枝，“河北高院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谨向聂树斌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诚挚的歉意。”

　　张焕枝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

　　12月1日，在赶往沈阳的火车上，她还盯着车窗外的一轮红日，心情忐忑——一方面担心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在漫长的申诉后，也害怕判决后的国家赔偿和追责会再次遭遇阻力。

　　“最高法院的判决，到哪里都要执行的。”最后排的亲戚说。

　　张焕枝淡绿色的老人手机，越来越频繁响起，报出一串又一串号码。

　　女婿张聚军犹豫接还是不接。张焕枝接过来，语气平和，“我们今天到家会很晚，明天一早吧，好不好？”

　　她不厌其烦重复着相同的问答。每重复一次，那个曾经笼罩在聂家的“强奸、杀人”的罪名似乎能褪去几分。

　　她心情愉悦，甚至开起玩笑：“现在网上都能买东西，送到你跟前。我的老天爷，我去商场都不知道咋买。”火车站取票时，她还是发现了自己的进步。以前去北京，不会网上买票，也不会自己取票。如今，女婿买好车票，她已经能自己点着屏幕，“摁出来了。”

　　等待22年的判决

　　村书记打来电话，“张焕枝，你没白努力。”她哈哈笑，说以前努力的艰难不想了。曾经“一起告状的”（朋友）也发来祝福。她最惦念的是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她之前经常打电话，让我保重身体，一定要等到树斌平反的那一天。”

　　张焕枝已经记不清与呼母的相识是在哪一年，她只记得，彼时呼案尚未被内蒙古高院提审，聂树斌的案子“更是没有动静”。

　　两个命运相似的母亲受北京一家报社邀请，到北京接受采访，此后便一直互相勉励。12月1日晚，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在微博上提前送上了对聂树斌再审判决的祝福。一天后，张焕枝用“非常满意”形容那份等待了22年的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最高法认为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直播，据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律师李树亭说，在最高法低调再审的半年中，他向合议庭提交了一份《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关键问题的重点说明》。

　　这份3万余字的意见，直指案中供述记录、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的疑问。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曾与张焕枝和李树亭进行过多次、深入交流。11月25日，法庭的工作人员，借用了河北高法的办公室，与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见。”聂树斌案申诉再审的深度参与者之一马云龙告诉新京报记者。

　　2005年，马云龙在担任《河南商报》顾问时，最早报道了聂树斌案的“一案两凶”，并引发全国关注。

　　“他们很有耐心听你讲所有的意见。”张焕枝说，这与之前被“拖”的感受完全不同。

　　律师黑发变白发

　　高铁上，信号时断时续。谈到兴起，电话断了，再接起时，张焕枝一遍一遍解释，“不是我不方便，是信号不好。”

　　这是被磨砺出来的友善和练达。

　　2005年，马云龙拿着报道第一次找到张焕枝时，她还是一个“惶恐”的农村妇女，“她哭诉儿子的遭遇，对能否改变结果有些犹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