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一家医院查出了病因，在进行手术前查出了“血液问题”，医生告诉他马上办理出院手续，因为他的血液中“可能”含有HIV病毒，而医院“没有消毒设备，不具备手术条件”。

　　作为一名感染者，就医、就业时难免受到歧视，这是艾滋病感染者日常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男友小奇帮他上网找到了一名河北的防艾志愿者，在对方的帮助下，他们前往北京佑安医院完成了手术，一周后出院。

　　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防艾专家张可说，一些感染者对于社会大众的歧视可能还能理解，但他们无法理解，医生为何会拒绝救治。尽管《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对拒诊明令禁止，atv，卫生部门对此也三令五申，但仍有医院照行不误。

　　2015年初的一件事，也让小吉觉得一些医务工作者的态度应有所改观。当时，他陪同一名19岁的孩子去医院看梅毒，一名女大夫得知这个孩子是同性恋时，女大夫一拍办公桌就指着小孩的鼻子说，你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怎么能干这么不道德的事情。

　　小吉也火了，“你先把你的医德拿出来再讲道德。”他和对方吵了起来，他没想到，医生会把同性恋和道德绑架在一起。

　　此前，小吉曾在大连面试过多家公司，他不愿意隐瞒感染者的身份，6家中有4家公司直接拒绝了他，另外两家则是在“请示领导”后，向他关上了大门。

　　在他接触过的诸多感染者中，为了获得一份工作，绝大多数人只能隐藏自己被感染的事实，有人需要办理健康证时，无奈只能买来假证。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退休教授、国内首位在男同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对此深有感触，曾有感染者告诉他，得知被感染后除了恐惧和悔恨外，另一个想法就是想把这种病传播给他人，因为感染的人多了，就没有那么多歧视了。

　　张北川说，这只是一些感染者的想法，当时的那个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成为了一名防艾志愿者，但这背后的心理问题却需要社会正视。他认为，从疾病危害的角度，“他们也是受害者。”

　　帮扶中自救

　　专家们提到的男同公益防艾组织，在男同群体内的帮扶互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志愿者几乎全都来自男同人群。

　　“这个群体太难了，我想去做一些事情。”网名为“执着”的防艾志愿者从2012年开始，加入淡蓝公益，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他最初的想法就是去回馈这个曾让他走出自我认同困境的群体。

　　而曾经接受过一名河北志愿者全程陪同，前往佑安医院捡回一条命的小吉，一方面想通过志愿服务报答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另一方面，作为感染者，能从志愿服务中获得其他工作无法给予的身份认同。

　　“执着”曾是一名教师，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自己定义为异类，“当时觉得老师要受到更多的道德约束，在校园里活不出自己，只能辞职。”

　　小吉是幸运的。10年前，他通过网上的男同聊天室认识了现在的男友小奇（化名），两人见面聊了一下午，就开始了正式交往。

　　2008年时，两人都在大连工作，小奇的父母前往游玩期间无意谈到儿子的婚姻问题，小吉没忍住，直接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就觉得他喜欢女人呢？老人不明白，问他，不喜欢女人喜欢啥？他替一旁的小奇说了出来：喜欢男的！

　　那天晚上，小奇的母亲一夜未眠，早上起床后直接问儿子，这是病吗？这要是病，花多少钱我们都治！一番解释后，老人家愣住了。

　　让两个年轻人意外的是，半晌过后，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农村妇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你们既然选择这条路，以后哪怕是跪着也要走完，别后悔就可以了。”说完，老人抹着眼泪回了老家。

　　没有世俗观念的家庭约束，在男同人群中并不多见。

　　2013年年初，小吉在一台手术前被查出了“血液问题”，随后确诊为病毒感染者，和很多人一样，接到正式检测结果时的他脑中一片空白，atv，但他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月13日。

　　之后的几周里，他对生活几近绝望，最崩溃的时候，曾尝试过割腕，那道约两厘米长的疤痕至今还留在他的右手腕上。那段时间，男友小奇被吓到了，开始24小时看着他。

　　小奇的不离不弃成了他昏暗世界里唯一的希望。从那时起，他开始积极接受抗病毒治疗，每天按时服用免费发放的药物。现在，他的身体状况良好，有时甚至忘了自己是一个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去年11月，小吉和男友离开了生活了6年的大连，来到北京成为了男同公益组织的员工，负责防艾志愿者的管理活动。

　　自2013年年底做志愿者以来，小吉已经服务了超过1000例感染者，向他们分享自己的生活状况，告诉对方，艾滋病可以防治，没那么可怕。

　　对话

　　“同性恋”“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