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针对HIV患者会定期发放免费药物，但对于跨性别者艾滋病患者而言药物控制上需要考虑更多问题，因为大部分跨性别者会同时使用激素，药物剂量使用不好，对身体损害严重，而国内目前能给予跨性别群体用药指导的医生又十分稀缺。跨性别男性林薇（化名）就被这样的问题困扰着。

　　跨性别男性的身份让林薇的行为和穿着都像男生，“他”也试图用药物使自己的身体更接近男人。今年4月份，林薇开始接触外源睾酮这种激素并使用它。林薇坦言，很多激素的来源都是私人在贩卖，药源其实并不安全。这些激素药品中有时候会掺杂一些其他激素，用量不合理的话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林薇身边的HIV感染者会同时服用艾滋病控制药物和激素。因为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药贩子怎么说，就怎么吃，使用不当容易引起艾滋病的并发症。

　　安全起见，“他”和朋友都会通过互联网找到一些能够做变性手术的医生请教激素使用的问题，请教医生们这些激素与艾滋病控制药物是否会有冲突。多数医生还是对使用激素表示担忧。

　　林薇开始使用激素时出现了体重增加、心情郁闷的现象，网上咨询才知道，这类药物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所以需要监控，最好每隔半年去医院做一次肾功能和激素水平检查。

　　“尴尬的一点是，我每次去医院做检查都会编一个理由”，林薇一般不会告诉医生自己是跨性别者，为了避免尴尬，林薇一般只去找医生开一个检查单，检查结果拿到手以后不会再回医生那里看病，所谓久病成医，林薇通过这些化验单和各项激素的数据，基本上能看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不懂的时候就把化验报告“扔”到群里，让有经验的人帮忙看看

　　但林薇以及HIV感染者中的性少数人士都知道，这种凭经验吃药早晚得出问题。

　　污名化后的身份隐匿

　　多数跨性别者在就医时会像林薇一样选择隐瞒自己的身份。普通人以及医护人员对性少数群体普遍存在污名化的倾向。

　　上述多元性别群体健康状况报告显示，1205位被调查的性少数人士中，atv，有61%的多元性别人士在面对医疗服务时害怕被医护人员区别对待，有42%的多元性别人士在就医时从不会透露自身的性别认同。其跨性别者最为明显，有48%的跨性别者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跨性别男性王元认为，这源于大家对跨性别人群以及HIV人群依旧存在的歧视和污名化。

　　王元是一名跨性别男性，王元有束胸的习惯，平头短发和牛仔裤、球鞋搭配起来，一眼看去，王元就像真正的男孩。

　　每次去医院看病，王元基本上都会被问性别的问题，王元试过主动在检查单子上填写“男”，但当王元跟医护人员解释自己是跨性别男性的身份时，对方经常表示不解，甚至反问“他”一句“女孩子为什么打扮成这样”，这样的回答，让王元后来索性不做解释和说明。

　　比这更加麻烦的是遇到拒绝治疗的情况。来自海南的林刚是一位跨性别女性且是HIV携带者，2016年年初，他患上了性病，在疾控中心的推荐下，他向家乡一所医院的医生求医。这位医生得知林刚是跨性别人群后态度骤变，并直言如果不是疾控中心推荐，他并不愿意给林刚这类人看病。

　　另外一位北京的跨性别男性在医院治疗时感觉医生态度友好，“但我能感觉出来，只是态度关切，对于跨性别人群和性少数人群并不真正了解”，最后提醒“他”远离性少数群体。

　　出于这样尴尬的境地，王元、林刚都曾出现过拖延就医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去医院，遇到问题就在贴吧和圈内好友里求助。

　　社区组织成预防主阵地

　　这份报告还针对多元性群体中HIV群体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参与调查的1205名性少数群体中有155名HIV感染者。调查数据显示，被确证为HIV感染者时，患者在艾滋病公益组织、献血车、同志社区组织被提供的讲解和咨询要比医院和疾控中心更为详细和丰富。

　　“除了HIV检测以外，跨性别群体有更多的需求，比如穿漂亮衣服，找男朋友，变性”，沈阳爱之援助的负责人马铁成说，他们可以提供很多医院所不能提供的帮助，他所在的工作站还专门设立了救助站，一些被赶出家门的跨性别HIV携带者可以在此停留。工作站会给他们提供体检、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的帮助。

　　“医院是出于工作职能提供服务，社区小组则是出于同类人群的感情来提供帮助，atv，满意度可想而知。”马铁成说。